PFAS污染与海洋｜“永久化学物质”如何进入海产品——健康影响与最新监管动向

PFAS是什么——超过1万种的“永久化学物质”

PFAS（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是以碳氟强键为骨架的人工化学物质的总称。其生产始于20世纪40年代，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整理，超过1万种物质被归入PFAS。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FOS（全氟辛烷磺酸）和PFOA（全氟辛酸）。

碳-氟键：化学界最强的“锁链”之一

PFAS最大的特点在于碳-氟（C-F）键是有机化学中最强的化学键之一。它耐热、耐光、耐化学品，自然界的微生物也几乎无法将其分解。不粘、防水防油、耐高温这些便利的特性正是源于这种“打不断的键”；但也正因如此，一旦释放到环境中，PFAS会残留数十年之久。“永久化学物质”这一称呼正是来自这种难以降解的特性。

长达80年的“便利史”

PFAS的历史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偶然发现了氟树脂（PTFE，即特氟龙）。二战后，它迅速普及到炊具和工业材料中，20世纪50至60年代用途又扩展到防水加工和泡沫灭火剂。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前后：PFOS被发现遍布全球的环境、野生动物和人类血液中，主要制造商相继逐步停产PFOS和PFOA，世界由此进入监管时代。换句话说，我们正面对为持续约80年撒向地球的“打不碎的化学物质”善后的局面。

它们曾被用在哪里

凭借防水、防油、耐热和表面活性等特性，PFAS的应用范围之广令人惊讶。身边的例子包括氟树脂涂层炊具、防水喷雾和户外服装、快餐包装纸等。工业用途则包括半导体制造工艺、金属电镀，以及在机场和基地使用的泡沫灭火剂（AFFF）这一典型代表。由于泡沫灭火剂在训练和灭火时直接喷洒在地面上，被认为是污染周边地下水和河流的主要来源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如今使用这些产品本身并不会立即带来危险。氟树脂涂层平底锅中PFAS的溶出量被认为极少，问题的核心在于制造过程中的排放，以及使用中和废弃后流入环境的部分。把“产品的便利”与“环境中的累积”分开来看，是冷静理解PFAS问题的第一步。

为什么现在成了全球性问题

大部分PFOS和PFOA的生产与使用已受到国际管制。问题之所以没有结束，是因为过去排放的部分并未降解，仍在环境中持续循环。渗入土壤的PFAS会迁移到地下水、河流，最终进入海洋。而且由于易溶于水，它们随洋流被输送到全球各地，甚至在远离排放源的北极圈也被检出。“停产也不会消失”——这正是PFAS问题最棘手之处。

海洋是PFAS的“终点站”——蔓延至全球的污染现状

陆地上使用的大部分PFAS会随雨水和废水顺河而下，最终抵达海洋。海洋已成为地球上最大的PFAS储存库（汇）。不过正如后文所述，海洋并非单纯的“终点”，近年的研究表明，它同时也是把累积的PFAS重新送回陆地的“中转站”。

人类迄今制造的PFAS中，相当一部分被认为会经过漫长的时间最终迁移到海洋。易溶于水的PFAS随河水源源不断地进入大海，并被洋流从表层带向深层、从近岸带向远洋。而一旦被带入深海，几乎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回收。正因如此，不再让更多PFAS进入海洋是一切对策的大前提。

从河流到大海——主要污染途径

PFAS进入海洋的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工厂废水和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常规污水处理几乎无法去除PFAS，来自家庭和企业的PFAS大多原样排入河流和海洋。第二是曾使用泡沫灭火剂的机场、基地周边的地下水外流。第三是随雨水的大气沉降：挥发到大气中的PFAS前体物质被雨水捕获，直接降落在海面上。

从深海到北极——“无处可逃的污染”

PFAS污染的严重性在于其波及范围。在远离人类活动的北极圈，经大气和洋流长距离输送的PFAS持续在积雪、海冰和海水中被检出。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在潜入深海的鲸鱼和海豚体内也检测到高浓度PFAS，表明“深海栖息环境并不能成为躲避污染的避难所”。PFAS正在遍布海洋的每一个深度和每一个纬度。

连雨水也未能幸免——行星尺度的循环

2022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报告称，在包括南极和青藏高原在内的世界各地采集的雨水中，PFAS浓度均超过美国EPA的饮用水终身健康建议值，并警告“PFAS污染已经越过了地球的行星边界”。流入海洋的PFAS通过蒸发和后述的气溶胶化重返大气，再化作雨水降回地表。PFAS已经嵌入了水循环本身——这正是它被称为“全球尺度污染”的原因。

日本的情况——检出与下降趋势并存

在日本国内，以曾使用泡沫灭火剂的机场周边和工业地带为中心，也有地下水和河流中检出超过指导值的PFOS和PFOA的报告，东京都等地方政府持续开展地下水调查和饮用指导等对策。同时也有令人鼓舞的消息：根据日本环境省的化学物质环境实态调查，水质、底泥和大气中的PFOS、PFOA浓度呈统计学上显著的下降趋势。2010年前后推进的生产和使用管制的效果，正开始反映在环境浓度上。不过，由于其不可降解的特性，已经进入环境的部分只会易地存续，因此持续监测不可或缺。

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生物富集的机制

溶解在海水中的PFAS浓度本身极低。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浓缩发生在海洋生物的体内。累积在小型生物体内的PFAS会传递给捕食它们的鱼类，再传递给更大型的捕食者，沿食物链每上升一级，浓度就升高一级。

结合的是蛋白质，而非脂肪

与主要蓄积在脂肪组织中的PCB、二噁英等传统持久性污染物不同，PFAS会与血液中的蛋白质结合，倾向于蓄积在肝脏、血液和肾脏中。而且其排出体外的速度非常缓慢：就人类而言，血液中PFOS或PFOA的浓度减半需要数年时间。即使每次摄入量很小，只要持续摄入，体内浓度就会缓慢上升。

对海洋生物来说，摄入途径不只有“食物”。鱼类通过鳃接触大量海水，因此拥有直接摄入水中PFAS的途径。靠近污染源的河口和内湾的鱼类浓度往往更高，原因就在于此。此外，沉积在海底泥中的PFAS会经由沙蚕、贝类等底栖生物进入食物网。通过水、底泥和饵料这多个入口，PFAS源源不断地进入生态系统。

越是顶级捕食者浓度越高——从北极熊到海豚

生物富集的结果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承受着最高的PFAS负荷。对北极圈野生动物的研究报告称，北极熊体内的PFAS浓度约为同地区居民的10倍，海豹和海鸟体内某些物质的浓度近年仍在持续上升。2025年发表的海豚和鲸类调查使用了“前所未有的高浓度”这样的表述，在西北大西洋的噬人鲨等大型捕食性鱼类体内也检测出多种PFAS。PFAS的蓄积被担忧会影响免疫、内分泌和生殖系统，是关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问题。

看不见的“前体物质”——冰山的水下部分

让PFAS污染全貌变得复杂的，是前体物质（precursor）的存在。环境中有许多物质本身不会被检测为PFOS或PFOA，却会在生物体内或环境中分解、转化，最终变成PFOS或PFOA。对海洋哺乳动物体内氟总量进行分析的研究报告称，已知PFAS只能解释有机氟总量的一部分，相当比例是身份不明的有机氟化合物。常规分析所覆盖的几十种物质，只是超过1万种PFAS的冰山一角。

贝类是“海洋的哨兵”——NOAA的工作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下属的国家沿岸海洋科学中心（NCCOS）正在推进评估PFAS对河口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毒性与蓄积的项目。其中颇具特色的是利用贻贝等双壳贝类开展的长期监测计划“贻贝观察（Mussel Watch）”。双壳贝类靠过滤大量海水生存，会把污染物浓缩在体内，因此是理想的沿岸污染“活指标”。通过分析双壳贝类的组织，可以长期追踪某一海域PFAS污染的实际状况。

海产品与食品安全——该有多担心

“既然PFAS在海鱼体内蓄积，吃鱼岂不是很危险？”——这是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先说结论：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评估认为，正常饮食摄入的PFOS和PFOA量低于令人担忧健康影响的水平。不过，有一些前提和注意事项值得了解。

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评估——名为TDI的标尺

2024年6月，日本内阁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完成了日本首个PFAS食品健康影响评估，将PFOS和PFOA的每日耐受摄入量（TDI）分别设定为每公斤体重每天20纳克。TDI是指“即使终生每天摄入也不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推定量”。委员会将日本人经食品（含饮用水）摄入的PFOS、PFOA平均量与该TDI比较后评估认为，正常饮食的摄入量并未达到值得担忧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食品摄入的PFOS和PFOA中，海产品占了较大比例。这并不意味着海产品危险；既然溶于水的PFAS汇集于海洋并发生生物富集，这就是难以避免的结构性结果。也正因如此，减少海洋污染本身才是守护食品安全最根本的对策。洁净的海洋与餐桌上的安心，是直接相连的。

“不再吃鱼”并不理性

海产品富含DHA、EPA等必需脂肪酸、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D等难以用其他食品替代的营养素。因担忧PFAS而完全放弃吃鱼，失去的益处反而更大——这是各国机构的共同看法。关键在于不偏食特定鱼种或特定海域的产品，均衡食用多样的海产品。这与应对汞等其他蓄积性物质的策略相通，是最切实可行的风险管理。

烹饪和预处理能减少PFAS吗

你也许会想“烤一烤就能分解吧”，但PFAS耐高温，几乎不能指望通过加热烹饪将其分解。另一方面，已知PFAS容易蓄积在鱼的血液和肝脏等蛋白质丰富的部位，因此去除内脏后食用是合理的做法。也有研究报告称，焯水等用水的烹饪方式可使部分PFAS转移到汤汁中，但效果因物质和烹饪方法而异。归根结底，不偏向特定海域和鱼种的多样化饮食，才是最可靠的降险之道。

在确认污染的地区需个别注意

另一方面，在美国，一些州政府针对泡沫灭火剂泄漏源附近的特定河流湖泊发布了鱼类食用建议（fish advisory）。在日本，对于地下水或河流中检出高浓度PFAS的地区，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呼吁居民停止饮用井水等措施。既不是“全国一律危险”，也不是“完全放心”——在靠近污染源的地方，应依据当地的具体信息采取行动。这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化学物质沿食物链浓缩的机制，与汞和微塑料是共通的。搭配阅读微塑料对人体的影响，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海洋污染与食品安全的全貌。

健康影响的科学——如何解读IARC的致癌性评估

2023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PFOA列为“对人类致癌”（1类），将PFOS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2B类）。这一消息在全球引起广泛报道，但正确理解分类的含义至关重要。

1类衡量的是“证据的确定性”，不是“危险程度”

IARC的分类表示的是“存在致癌性这一科学证据有多确凿”，而不是致癌性的强弱，也不是罹癌概率的大小。1类中同样包括酒精饮料、加工肉制品和阳光（紫外线）。因此，“PFOA被列为1类＝摄入一点就会得癌症”的理解是错误的。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也在问答中明确解释了这一点：分类的变更本身并不会立即改变日常生活中的风险。

被指出的健康影响

流行病学研究和动物实验报告了下列可能与高浓度PFOS/PFOA暴露相关的影响。不过在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评估中，多数项目被认为“虽有相关报告但证据有限”，确立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 血液胆固醇水平升高（报告较为一致的影响之一）
• 疫苗接种后抗体生成减少等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 与出生体重降低的关联
• 对甲状腺激素和尿酸值影响的报告
• 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 PFOA与肾癌、睾丸癌关联的报告（证据被评估为有限）

不要忘记“剂量”这一视角

毒理学的基本原则是“剂量决定毒性”。报告健康影响的主要是受到高浓度暴露的人群——长年饮用受污染饮用水的居民，或制造工厂的工人。正常饮食的摄入量远低于这些水平。尽管如此，鉴于这类物质易于蓄积、难以排出，全社会努力减少摄入并加强监管的重要性并未改变。

还有一点值得了解：监管的效果已开始在人体中显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报告称，自2000年前后停产和监管开始以来，美国民众血液中的PFOS浓度已大幅下降。日本环境中的PFOS、PFOA浓度同样呈下降趋势——“监管有效”已经得到实证。当前的课题已转向：如何应对大量未受监管的PFAS，以及已经存在于环境中的历史累积。

随浪花重返陆地——名为“回旋镖污染”的新发现

“流入大海的PFAS会被稀释而消失”——长期以来人们都这样认为。然而近年的研究颠覆了这一看法。海洋不只是储存PFAS，还把它们载上碎浪的飞沫，重新送回大气、送回陆地。

斯德哥尔摩大学实证的循环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航海观测与长期大气监测证实，海浪破碎时产生的微细水滴“海盐气溶胶（海洋飞沫气溶胶）”会把PFAS释放到大气中。2024年发表的研究显示，经由这一途径的PFAS排放量可能与其他排放源相当甚至更高，研究团队将这一现象形容为“有害的回旋镖”。在陆地上使用、流入大海的PFAS，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为什么会浓缩在浪花里

关键在于PFAS具有表面活性剂的性质。PFAS分子倾向于聚集在水与空气的界面上，因此会浓缩在海中气泡的表面。当气泡在海面破裂的一瞬间，携带大量PFAS的微小水滴便被抛入空中。研究证实，气溶胶中的PFAS浓度远高于海水本身。

这并不意味着海水浴或海上运动是危险的。问题在于，这种长期、大范围的大气再排放，在全球PFAS循环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规模。对于海岸线漫长的日本来说，降低海洋中的PFAS浓度，也意味着减少经由大气的暴露。

对沿海地区的影响

释放到大气中的含PFAS颗粒会随风被输送到内陆。有估算认为它们可在大气中漂浮10小时以上、移动数百公里，因此来自海洋的PFAS再补给可能成为沿海地区不可忽视的暴露途径。海洋污染并非“只发生在海里的问题”，它会经由大气循环回到我们的生活圈——这正是PFAS对策离不开海洋视角的原因。

当然，关于气溶胶途径的PFAS对人体健康影响程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暴露量随离岸距离和风向如何变化、与经饮用水摄入相比孰轻孰重，仍有许多待解之问。可以确定的是，“污染了海洋并不算完事，它终将辗转回到我们身边”这一事实已得到科学证实。保护海洋，同时也是保护沿海居民的健康。

世界与日本的监管——从公约到2026年饮用水标准

对PFAS的监管正在国际公约、各国饮用水标准、产品管制这三个层面迅速强化。下面按时间顺序梳理大的脉络。

国际监管——斯德哥尔摩公约下的分步消除

在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实施国际管制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框架下，2009年PFOS被列入附件B（限制生产和使用），随后2019年PFOA、2022年PFHxS相继被列入附件A（消除）。缔约方大会还在继续扩大管制对象，包括长链PFCA类。虽然存在“管制→开发替代物→替代物再被管制”的猫鼠游戏一面，国际包围网仍在不断收紧。

美国——EPA首个全国饮用水标准

2024年4月，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最终确定了美国首个针对PFAS的全国饮用水法规。标准之严格令人瞩目——PFOA和PFOS各为每升4纳克，监管对象共6种物质，包括PFNA、PFHxS和GenX化合物等。这一数值远严于日本的标准（合计50ng/L），监管水平的国际差异本身也引发了讨论。

欧盟——一揽子管制1万种物质的“下一步棋”

逐一管制单个物质，永远无法终结与替代PFAS的猫鼠游戏。基于这一反思，德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五国于2023年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提交了将PFAS作为一个整体类别加以限制的提案。提案涉及约1万种物质，一旦实现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化学品管制之一。鉴于对产业界影响巨大，审议尚需时日，但“从个别应对走向全面管制”的潮流，正是世界监管方向的缩影。

日本——2026年4月升格为饮用水水质标准

长期以来，日本对自来水中的PFOS和PFOA仅以“水质管理目标设定项目”的形式给出合计50ng/L的暂定目标值，检测只是努力义务。经过2025年6月公布的部级法令，2026年4月起，这一数值升格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水质标准”。数值虽维持合计50ng/L不变，但全国供水企业从此负有定期检测和达标的义务，是一大进步。此外，对河流等公共水域和地下水，也以正式指导值（同为50ng/L）取代了此前的暂定指导值。

日本环境省设立了“PFAS综合战略研讨专家会议”，正在推进强化自来水、河流和地下水监测，有计划地将库存泡沫灭火剂更换为无氟替代品，以及收集健康影响方面的科学知识等工作。日本已经走过“制定标准”阶段，进入测量、削减、告知的运用阶段。

有关监管和检出状况的一手信息，日本环境省以通俗的问答形式公开，是查询居住地情况的良好起点。

终结“永久”的挑战——去除技术与我们能做的事

既然不会降解，就只能去除，或者从源头上不再排放。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和企业正在挑战“终结永久化学物质”的技术，日本也涌现出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去除——从活性炭、反渗透膜到微生物

目前投入实用的主要去除技术包括颗粒活性炭吸附、离子交换树脂和反渗透（RO）膜，已应用于净水厂和家用净水器。但这些技术只是“捕获”PFAS而非“分解”，用过的吸附材料如何处理仍是课题。作为更进一步的研究，2026年7月，神户大学研究团队宣布，利用从受PFAS污染的河流底泥中分离出的细菌，最多去除了17.8%的PFOS和14.1%的PFOA。数字虽然还小，但作为展示“生物处理PFAS”可能性的成果而备受关注。

在“捕获”之后的“摧毁”环节，世界各地的研究同样在推进。除高温焚烧处理外，超临界水氧化、电化学分解、等离子体处理等切断碳-氟键的尝试均有报道，在较温和条件下分解PFAS的化学反应探索也十分活跃。能否让“永久化学物质”这个名字成为历史——这里正是全球环境技术的最前沿。

源头减排——向无氟化转型

更根本的对策是转向不使用PFAS的产品。户外行业正在全球范围内改用不含氟的防水加工（无PFAS），各国也在推进将泡沫灭火剂更换为不含氟的替代品。在欧盟，不限定用途的PFAS整体限制提案正在审议之中，一旦落地将迫使产业界发生重大转型。

我们能做的事

个人能做的事看似有限，实则确实存在。选择无氟产品的消费行为会推动企业的产品开发，正确的知识能防止不必要的恐慌和谣言扩散。无论塑料还是PFAS，海洋污染问题有着共同的结构：大海一直在替我们的便利买单。作为消费者重新审视便利与环境的平衡，才是最持久的对策。

• 选购标有“无PFAS”“无氟”的防水喷雾、户外服装和炊具
• 查阅居住地的水质检测结果；使用井水时留意地方政府的提示
• 查证食品安全委员会、环境省等一手信息，不轻信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信息
• 坚持减少海洋负担的行动：减少海洋垃圾，不向下水道倾倒油类和药剂
• 了解PFAS问题并与身边人分享——社会的关注会推动监管和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