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鲸为何撕裂世界？日本退出IWC与商业捕鲸重启的资源管理之争

捕鲸的历史与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的成立

捕鲸活动自古以来就在世界各地进行，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捕鲸炮和工船式捕鲸船的出现，鲸鱼的捕获头数急剧增加。特别是南极海域蓝鲸等大型鲸类遭到严重过度捕捞，多个种群的数量减少到资源难以为继的地步。

近代捕鲸与资源的急剧减少

20世纪30年代，仅南极海域每年就有数万头规模的捕获，在缺乏资源管理框架的情况下，过度捕捞不断加剧。各国竞相增加捕获量的“先到先得”状态，威胁着鲸类资源的可持续性。当时多个捕鲸国在同一海域作业，即使一国自我克制，只要其他国家增加捕获量，资源仍会持续减少——这种类似“公地悲剧”的结构，正是此后需要建立国际管理框架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南极海域的蓝鲸，随着捕鲸炮与工船式捕鲸（在海上进行解体、加工的母船方式）的普及，在20世纪前半叶数量急剧减少，据称部分种群作为资源已实质性崩溃。捕鲸业因此将目标转向长须鲸，进而转向体型更小的小须鲸，这种因鲸种不同而资源状况各异的情况，也延续影响着当今的讨论。

对当时主要从事捕鲸的欧美国家而言，鲸鱼主要是获取鲸油（用于照明燃料、人造黄油和肥皂原料）的资源，鲸肉并非其主要目的。随着石油化工产品和植物油的普及，鲸油需求下降，欧美大规模捕鲸业迅速萎缩。相比之下，在日本，二战后严重的粮食短缺时期，鲸肉曾是宝贵的动物蛋白来源，各国和各地区与鲸鱼的关系存在差异，这也与此后各方立场的不同有关。

IWC成立（1946年）的宗旨

在此背景下，1946年通过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翌年据此成立了国际捕鲸委员会（IWC）。该公约前言提出的目标是“妥善保护鲸类资源，从而使捕鲸产业得以有序发展”，其最初宗旨是兼顾资源保护与捕鲸产业的存续。成立之初的成员国主要由从事捕鲸的国家组成，其性质更接近于按鲸种决定捕获配额的渔业管理机构。

如今，IWC的成员国和地区已超过90个，其中不仅包括捕鲸国，也包括不进行捕鲸的内陆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成员国范围的扩大，从国际社会就资源管理达成共识的角度而言具有意义，但捕鲸国一方也一再对“与捕鲸实际情况和利害关系无涉的国家的一票也能左右表决结果”这一结构提出质疑。

1982年商业捕鲸暂停令为何获得通过

在1982年召开的第34届IWC年会上，一项将所有鲸种的商业捕鲸捕获头数分阶段降至零的暂停令提案付诸表决，最终以赞成25票、反对7票、弃权5票获得通过。该决议自1986年捕鲸季起生效，日本、挪威、秘鲁以及当时的苏联均提出了正式异议。

反捕鲸国家增多的力学关系

暂停令得以通过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环境保护运动在国际上广泛兴起，反对捕鲸立场的国家相继加入IWC。由于IWC的议事以成员国的多数表决方式决定，非捕鲸国及反捕鲸国数量的增加，直接反映在了表决结果之中。

作为“条件”的科学资源评估

该暂停令附有一项条件：需在1990年前完成对鲸类资源的全面评估（comprehensive assessment），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暂停令进行审议。日本以此条件为依据，多次要求就资源已恢复的鲸种重启商业捕鲸，但在IWC年会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这一背景还与IWC内部“科学委员会”和“年会”这两层决策机制有关。科学委员会是负责评估鲸类资源状况的专家组织，曾主导开发资源管理方式（RMP）等工具，但其建议是否反映到实际捕获配额中，最终取决于由成员国政治性投票决定的年会。日本一直主张“科学评估与政治判断相互脱节”，而反捕鲸国家一方则始终坚持从预防性角度出发的审慎立场。

事实上，IWC科学委员会本身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RMP的开发，并曾就部分鲸种、种群给出可持续捕获的评估结论。然而，年会始终未能就将RMP应用于实际捕获配额所需的细则——即“修订管理制度”（RMS）达成一致，导致出现了科学上已经完成的管理方式却因政治共识滞后而长期“悬而未决”的局面。这种僵局，正是日本最终选择退出的直接背景。

日本退出IWC与重启商业捕鲸（2019年）

2018年9月的IWC第67届年会上，日本提出了以科学依据为基础的资源管理及有限度重启商业捕鲸为核心的改革提案，但最终以赞成27票、反对41票、弃权2票遭到否决。基于这一结果，日本政府于同年12月25日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退出IWC，并于26日发出退出通知。

从改革提案遭否决到决定退出

国内的反应与舆论

退出IWC、重启商业捕鲸这一决定，在日本国内引发的反响相对平静。部分民意调查显示，除了积极支持重启捕鲸的声音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太了解”“关注度不高”的回答，这反映出鲸肉消费早已远离日常生活的现状。对日本政府和水产业界而言，确保资源管理方面的主权性权利这一政策考量，其重要性似乎超过了舆论的热度。

仅限200海里水域内重启的规则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重启的商业捕鲸仅限于本国领海及专属经济区（EEZ）内。此前在南极海域及西北太平洋公海进行的“调查捕鲸”（JARPA、JARPN等）随着退出IWC而终止。也就是说，退出后日本的捕鲸活动，实际上是以放弃公海作业为代价，转而在本国水域内进行商业捕鲸。

国际法院（ICJ）判决的影响

2010年，澳大利亚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日本的南极海调查捕鲸计划（JARPA II）实质上属于商业捕鲸，违反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2014年3月，国际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该南极海调查捕鲸计划以科学目的为由的正当性依据不足，并责令日本撤销现有许可、停止发放新的许可。日本接受了这一判决，暂停了南极海调查捕鲸，随后实施了经过重新设计的新调查捕鲸计划（NEWREP-A），但随着退出IWC，这一框架本身也随之终止。

对于退出决定，澳大利亚、新西兰及环保组织等提出了批评，而日本水产厅则解释称，“完全退出南极海及公海的捕鲸活动，将作业范围限定在本国200海里水域内，反而是一种减少国际摩擦的选择”。事实上，退出之后，围绕南极海捕鲸的外交对立大幅缓解。

捕获配额如何决定：资源管理方式（RMP）

重启商业捕鲸后，日本依据IWC开发的“修订管理方式”（RMP：Revised Management Procedure）的理念，根据各鲸种的资源量调查结果计算可捕获量（TAC）。RMP的特点在于，其设计充分考虑了资源量估算中的误差，并设置了较大的安全边际，以避免种群数量减少。

RMP的机制与安全边际

• 通过目视调查等方法估算各鲸种的资源量（头数）
• 用考虑了资源量估算误差及未来不确定性的公式计算可捕获量
• 若判断某一资源呈减少趋势，则将捕获配额调降至接近零
• 根据每年的实际捕获情况，对次年的配额进行调整

2023～2025年的实际捕获头数

根据日本水产厅及日本鲸类研究所的资料，2023年的实际捕获数量为长须鲸（B氏鲸）187头、小须鲸142头、塞鲸24头。2024年，塞鲸的TAC设定为25头，实际捕获25头。捕获对象仅限于资源量被认为相对丰富的小须鲸、B氏鲸、塞鲸这三个鲸种，而座头鲸、蓝鲸等被认为资源仍在恢复中的鲸种则不在捕获范围之内。

在捕获配额的实际运用中，母船式捕鲸（由“关鲸丸”在北海道、东北近海等海域开展作业）与沿岸小型捕鲸（以网走、鲇川、和田、太地等各地基地为据点开展作业）在目标鲸种、渔期及渔场方面分别进行管理。母船式捕鲸以塞鲸、B氏鲸为主，沿岸小型捕鲸则以小须鲸为主，各地区的实际捕捞成绩也会反映到捕获配额的分配之中。

这一框架的作用不仅在于确定“可以捕获多少头”，还在于明确各作业船只、捕捞方式、海域所应承担的责任。为防止非法或未申报的捕获行为，登陆的个体还会通过DNA登记等方式进行个体识别与追溯，从而在流通环节建立起防止不当混入的管理体制。

如何看待捕获配额与资源量的关系

支持继续捕鲸的一方认为，RMP是国际社会开发的一种保守型管理方式，只要按照其计算出的捕获配额执行，就不会对资源造成不良影响。而另一方面，也有专家指出，目视调查得出的资源量估算本身存在一定误差，气候变化导致饵料生物分布发生变化等因素，模型未必能够充分纳入考量。要评估这一议题，不能只看捕获配额的数字本身，理解其计算方法及前提条件同样不可或缺。

世界的捕鲸国家：挪威、冰岛与原住民生存捕鲸

持续开展商业捕鲸的国家并非只有日本。挪威在北大西洋以小须鲸为对象持续开展商业捕鲸，而长期从事捕鲸的冰岛则改变了方针。此外，IWC框架内还存在与商业捕鲸不同的另一项制度——“原住民生存捕鲸”。

挪威：规模缩小但仍在持续

挪威的捕鲸船数量已从1949年的350艘减少至目前约18艘左右，但该国仍维持着对暂停令提出的异议立场，并依据本国独立的资源评估继续开展小须鲸商业捕鲸。就整个渔业而言，捕鲸在挪威的规模较小，鳕鱼捕捞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冰岛：自2024年起停止捕鲸

2019年至2021年间，冰岛的长须鲸捕获数量为零，小须鲸的捕获也仅有1头，实质上已处于捕鲸停滞状态。冰岛政府就2024年以后是否继续捕鲸表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捕鲸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并以需求下降（包括对日本出口的萎缩）为由转变了方针。

原住民生存捕鲸这一特殊类别

与商业捕鲸不同，IWC还承认美国阿拉斯加及俄罗斯楚科奇半岛的原住民作为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开展“原住民生存捕鲸”，并为其设定一定的捕获配额。这类捕鲸并非以商业为目的，而是以自家消费和文化传承为目的，被视为暂停令的适用例外。阿拉斯加的因纽皮特原住民以弓头鲸为捕获对象，楚科奇半岛的原住民以灰鲸为捕获对象，二者分别在数十头规模的捕获配额下持续开展捕鲸活动。在日本国内，太地町等地的沿岸小型捕鲸，自江户时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当地的传统生计与文化而延续至今。

韩国：围绕“误捕”的争议

韩国接受IWC的暂停令，禁止以商业为目的捕获鲸鱼。但是，因误入渔网而被“误捕”的个体，其销售却是被允许的，其中尤以小须鲸为主，作为食肉一定数量地流通于市场。对于这一运作方式，韩国国内外的保护团体均提出质疑，认为所谓“误捕”实际上可能是变相的实质性捕获，并批评这一例外规定成为了在禁止商业捕鲸的同时事实上存在的漏洞。

法罗群岛的驱猎式捕鲸——另一个议题

在丹麦属地法罗群岛，人们至今仍延续着一种名为“grind”的传统猎捕方式，将并非IWC管理对象的须鲸类和抹香鲸类，而是体型较小的领航鲸（一种大型海豚）驱赶至近岸浅滩加以捕杀。由于领航鲸在分类学上更接近海豚，因此不属于IWC的管理对象，但浅滩被鲜血染红的画面屡屡成为国际社会批评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捕鲸争议会因鲸种分类和地方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反对捕鲸一方的依据：动物福利、生态系统与抗议活动

反对捕鲸一方的论据并非只有一种。除了对资源管理的担忧之外，还夹杂着对杀害被认为具有高智力的鲸类这一行为本身的动物福利担忧、重视鲸类在生态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立场，以及文化・伦理价值观上的差异。

来自动物福利角度的批评

反捕鲸团体主要的批评点在于，捕杀过程中可能给鲸鱼带来强烈的痛苦。对此，捕鲸国一方则解释称，随着屠宰技术的改进，即死率已有所提高，这一点也是双方主张容易各执一词、难以调和的争议焦点。

阻挠与抗议活动的历史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绿色和平组织及“海洋守护者协会”（Sea Shepherd）等国际环保组织，一直针对捕鲸船开展抗议活动。尤其是海洋守护者协会，在21世纪初至2010年代期间，多次在南极海域对日本调查捕鲸船队实施阻挠行动，投掷烟雾弹、化学药品瓶，以及接近、追逐船只等行为均被国际社会大幅报道。其中部分行动升级为对船只的物理性接近和阻挠，甚至引发多国执法机构介入的事件。这类直接行动虽然吸引了舆论关注，但也有观点指出，其也起到了使对立进一步激化的作用。

为应对南极海域阻挠活动的加剧，日本自2014财年起加强了警备，包括在调查捕鲸船队上配备海上保安厅人员等措施。而海洋守护者协会方面，则于2017年以资金等原因为由，宣布退出在南极海域的直接阻挠活动，此后其重心转向信息发布及对各国政府的游说等手段。

此外，鲸鱼因人类活动而丧生的原因并不仅限于捕鲸。误入渔网造成的误捕，以及船舶水下噪音对鲸类生活的影响等，也是被指出的相关因素，在探讨捕鲸问题的是非曲直时，也有必要一并了解这些非蓄意捕获所带来的影响。

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

使捕鲸争议变得复杂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动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被对待”这一价值观本身因文化而异。有的社会将饲养、屠宰牛、猪等动物视为理所当然，也有的社会认为，像鲸鱼、海豚这类被认为智力较高的动物，需要给予特殊的关照。捕鲸国一方往往反感将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单方面作为“普世伦理”强加于己，而反捕鲸国家一方则主张，动物福利问题不应仅仅以文化差异为由而被搁置。这种价值观上的对立，与资源管理方面的讨论不同，很难通过数字来一锤定音。

经济的尺度：鲸肉需求的减少与观鲸产业

从经济角度审视捕鲸争议，会浮现出两组形成鲜明对比的数字：一是日本国内鲸肉消费的急剧减少，二是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的观鲸产业规模。

从峰值23万吨到约2,000吨

日本国内的鲸肉消费流向量在1962财年达到约23万吨的峰值，炸鲸肉（竜田扬げ）等菜品也曾是学校营养午餐中的常见菜单。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猪肉、鸡肉等其他肉类的普及，鲸肉消费量转为下降趋势，1988年商业捕鲸中断后，大致维持在每年2,000～5,000吨的水平。2022财年的消费量约为2,000吨，已跌至峰值的不到1%。

世界的观鲸市场

另一方面，以“观赏”鲸鱼为核心的观鲸旅游产业，正在世界各地持续增长。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的调查，每年约有1,300万人参与观鲸，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约合数千亿日元规模）。在部分已停止捕鲸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旅游需求已成为地方经济的新支柱。

在日本国内，小笠原诸岛、知床、冲绳等地也开展有观鲸旅游项目，并已在部分地区成为固定的旅游资源。值得关注的是，像太地町这样沿岸小型捕鲸与观鲸活动在同一地区并存的案例也存在，这说明“观赏利用”与“捕获利用”未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些地区正在探索二者并存的可能性。

鲸肉的价格与流通现状

随着国内需求的萎缩，如今鲸肉的主要流通渠道已变为专卖店、部分超市、家乡纳税（ふるさと納税）回礼品以及网络购物等。曾经作为大众食材的鲸肉，随着供应量的减少，价格相对上升，其性质也从日常食材逐渐转变为嗜好品和地方特色料理。以共同船舶为代表的行业，正基于这一现状致力于鲸肉的品牌化与新产品开发，但尚未能从根本上大幅拓展需求基础。

新母船“关鲸丸”与日本捕鲸的未来

商业捕鲸重启五年后的2024年5月，时隔73年新建的捕鲸母船“关鲸丸”正式投入使用。该船作为老旧的前代母船“日新丸”的后继船建造而成，全长约112.6米、总吨位9,299吨，建造费用约为75亿日元。运营方为共同船舶株式会社，是日本唯一一家从事母船式捕鲸的公司。

查看运营公司官方网站共同船舶株式会社运营新母船“关鲸丸”的日本唯一一家母船式捕鲸公司，同时也从事鲸肉的生产与流通业务。🔗 kyodo-senpaku.co.jp

时隔73年新造母船背后的意图

“关鲸丸”采用电力推进方式，续航距离约为7,000海里（约13,000公里）。共同船舶希望通过对新母船的投资，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鲸肉品牌化、销售渠道拓展等目标，但如前所述，由于国内需求本身正在萎缩，也有观点指出，新船的投资回收并非易事。船员老龄化及后继人才不足也被视为课题之一，新母船的投入使用并非单纯的设备更新，也与整个行业能否将捕鲸产业传承给下一代这一分水岭问题息息相关。

共同船舶是一家由水产企业及渔业相关团体等出资组建的公司，承担着母船式捕鲸这一日本唯一保留下来的大规模作业形式。与由各地小规模经营者承担的沿岸小型捕鲸不同，母船式捕鲸如今集中于“关鲸丸”这一艘船，这也意味着这艘船的运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日本捕鲸业整体的生产量。

太地町等传承捕鲸文化的地区

在以和歌山县太地町为代表的沿岸小型捕鲸产地，捕鲸作为与地方历史、饮食文化及信仰紧密相连的一种生计方式，一直传承至今。在探讨商业捕鲸是非曲直之时，这类地方社区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也是与资源管理讨论同等重要、不可忽视的议题。太地町还设有介绍捕鲸历史与文化的博物馆，当地一直致力于将捕鲸作为地方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加以宣传。

作为母船式捕鲸据点的下关港（山口县），以及作为沿岸小型捕鲸基地的网走（北海道）、鲇川（宫城县）、和田（千叶县）等地，也都拥有与捕鲸密切相关的地方经济。伴随“关鲸丸”的投入使用，下关市正在加强以“鲸鱼之城”为主题的旅游及宣传活动，这也体现了将捕鲸基地的历史与地方振兴相结合的动向。

在资源管理与文化・伦理之间

梳理捕鲸争议可以发现，对立的焦点并非只有一个。①各鲸种的资源量是否达到可容许捕获的水平这一科学层面的议题；②应如何对待鲸类这一动物福利・伦理层面的议题；③作为渔业与饮食文化所承载的传统及地方经济这一文化层面的议题——这些因素相互交织、难以分割，因此单纯的“赞成／反对”无法穷尽这一议题的全貌。

梳理对立的结构

国际舆论与外交成本的视角

捕鲸问题不仅仅是资源管理层面的技术性讨论，也对国际舆论及外交关系产生了影响。对于日本退出IWC，部分国家提出了批评，但也有观点认为，退出之后围绕南极海作业的摩擦已大幅减少，其作为外交火种的存在感也较重启捕鲸之前有所减弱。如何定位捕鲸问题，既是水产资源政策，同时也是关系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的外交判断。

我们能做什么・应该了解的视角

对于关心海洋议题的人而言，在面对捕鲸问题时，重要的并非仅凭情感层面的赞成或反对，而是应确认资源量、捕获配额、消费趋势等一手数据的态度。围绕鲸鱼这一单一物种，了解科学、政治与文化是如何相互交织的，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宏观的视角思考海洋生态系统及饮食方式的未来。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捕鲸，先接触一手信息、厘清各项议题的边界，都是与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正面对话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