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承震灾的记忆？震灾遗址、讲述者、纪念馆与海啸石的故事

选择保留震灾遗址——为何不加修复？

只剩钢筋骨架的建筑、依旧倾斜的防潮堤、被冲到远处的船只——受灾地区因此诞生了众多留有震灾创伤的建筑物。其中大部分很早就被拆除，但也有一部分被特意不加修复地保留下来，成为“震灾遗址”。

震灾遗址的定义与种类

所谓震灾遗址，是指因地震而倒塌、受损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中，为了向后世传递震灾记忆与教训而被保留下来的部分。据日本复兴厅介绍，其对象不仅包括校舍、政府厅舍等建筑物，还包括受灾的松树、船只，乃至防潮堤的一部分。震灾遗址很少单独存在，多数情况下会与相邻的传承馆或资料馆配套建设，并配有说明受灾情况的展板与讲述者的解说，使参观者能够具体理解“海啸为何会到达这里、当时发生了什么”。

国家在财政上支持保存震灾遗址时，仅凭“不拆除、保留下来”这一判断是不够的。复兴厅在选择支援对象时，一直重视三个观点：①是否与地区重建规划相关联；②是否已能预见包括维护管理费在内的合理费用负担方式；③居民与相关方之间是否已确认达成共识。正因为震灾遗址容易引发情感上的争论，才更需要通过这类行政标准，确保保留之后也能建立起可持续运营的体制。

保留还是拆除，遗属摇摆不定的心情

震灾遗址的保存，并非行政部门可以单方面决定的事情。其中最具象征性的例子，是宫城县南三陸町的旧防灾对策厅舍。这座三层建筑遭到15.5米海啸的袭击，包括坚持到最后仍在广播中呼吁居民避难的职员在内，共有43名町职员与居民遇难。由于现场过于惨烈，南三陸町一度在2013年做出了拆除的方针决定。在“看着太痛苦”的遗属呼声，与“应当保留下来传达海啸威胁”的呼声相互拉锯之下，该厅舍最终暂由宫城县代管至2031年。

此后争论仍在持续。2024年1月，南三陸町向宫城县表达了将厅舍收归町有的意向，同年3月1日正式宣布将其作为震灾遗址由町方保存的方针，同年7月1日起厅舍正式归还町方所有。震灾发生13年后，终于得出了“保留”这一结论。这一经过表明，震灾遗址的保存并非一次决定就能定论，而是伴随遗属心境的变化与世代更替，需要长时间才能逐步达成共识。

刻意保留灾害的痕迹、将其作为教训公开的做法，并非日本独有。如广岛原子弹爆炸圆顶屋一样，将受灾痕迹保存下来、传递给后世的做法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近年来专程前往此类地点学习的旅行，也被称为“黑暗旅游”。参观震灾遗址同样并非单纯的观光，而是从悲剧的痕迹中汲取教训，二者属于同一脉络。不过必须记住，与其他灾害遗址不同的是，震灾遗址的遇难者遗属大多仍然健在，围绕是否保存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这使其成为当事人色彩更为强烈的场所。参观者被要求的，不是猎奇式的观看，而是对逝者的哀悼之心与接受教训的态度。许多震灾遗址在入口处设有献花台并张贴参观礼仪告示，原因也正在于此。

走访东日本大地震的主要震灾遗址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公布的数据，东日本大地震共造成19,775人死亡、2,550人下落不明（截至2024年3月8日）。其中，宫城县死亡人数达10,571人，占全国死亡人数的半数以上。面对这场巨大的伤亡，受灾地区选择的道路不是拆除，而是将其保留在原地、传递这段记忆。东北沿岸散布着众多震灾遗址，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受灾状况与故事。以下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设施。

气仙沼市东日本大震灾遗址・传承馆

利用宫城县气仙沼市旧气仙沼向洋高中校舍建成的“气仙沼市东日本大震灾遗址・传承馆”，于2019年3月10日对外公开。当时袭来的海啸高度达约12米，四层校舍中海啸淹没至四楼地面以上，如今校舍内留存的损毁痕迹仍能清楚看出这一点。震灾发生时，由于校舍正在进行大规模改建工程，学生们恰好在校园内的临时预制板校舍中上课，因而全员得以安全避难——这段经过如今也作为防灾教育的素材被讲述。馆内设有讲述者向导讲解，以及可亲身体验防灾减灾的体验项目，力求让参观者不仅“了解”灾害，更能将其视为“与己相关”之事。

石卷市震灾遗址 门胁小学校——见证海啸大火的痕迹

同样位于石卷市的门胁小学校，在东日本大地震的众多震灾遗址中具有特殊地位。海啸过后随即发生的大火，因灭火活动几近无法进行，持续燃烧了三天，周边56,100平方米的土地被付之一炬。当时校舍三楼已被大火波及、火势逼近屋顶，儿童与居民利用附近的教坛充当临时桥梁，从一楼屋顶部分撤下，再经由后山日和山方向避难，最终躲过一劫。震灾之后，由于学区内儿童人数已无望增长，该校于2015年与石卷小学校合并并关闭；2022年4月3日，作为唯一同时留有海啸与海啸大火双重痕迹的震灾遗址对外公开。

南三陸町 旧防灾对策厅舍

大川小学校

宫城县石卷市的大川小学校，是东日本大地震中学校受灾最为惨重的地点，共有84名儿童与教职员遇难。石卷市于2016年3月决定在保留校舍的前提下，将整体作为震灾遗址加以保存，并自2019年度起投入约4.5亿日元实施公园整治工程。2021年7月18日，由遗址、广场与大川震灾传承馆共同组成、占地约3.35公顷的设施正式对外公开。

大川小学校的遗址所提出的问题，不仅在于海啸本身的威胁，更在于避难决策的艰难。是留在操场，还是前往高地，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的判断分量有多重，也进一步引发了各地围绕防潮堤高度与避难路线的讨论。关于防潮堤这类“硬件防备”应建到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建设的论点，在巨大防潮堤守护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震灾重建的争论与气仙沼、女川的选择一文中有详细论述。

气仙沼向洋高中、门胁小学校、大川小学校、南三陸町旧防灾对策厅舍——这些震灾遗址各自从“海啸淹没”“海啸大火”“避难决策”“坚持到最后呼吁避难而牺牲的职员”等不同侧面，传递出震灾的真实面貌。单靠一处震灾遗址无法讲述完整的教训，通过走访多处设施相互补充——这正是震灾遗址群整体所具有的一大特征。

传承馆与传承网络承担的角色

岩手东日本大震灾海啸传承馆与核灾传承馆

除了各个独立的震灾遗址外，受灾三县还建设了传达震灾整体面貌的核心设施。位于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的“东日本大震灾海啸传承馆”（爱称：岩手TSUNAMI纪念馆）于2019年9月22日开馆，以“守护生命，与海洋和大地共生”为主题，传递震灾的记录与教训。该馆展示面积达1,155平方米，免费入场，开馆不到一年参观人数便突破20万人，成为受灾地区震灾学习的核心据点。

福岛县磐城市的“磐城震灾传承未来馆”于2020年5月30日开馆，通过保存、展示震灾相关资料以及讲述者的讲述，传递震灾的记忆与教训。此外，与复兴纪念公园相邻、位于福岛县双叶町的“东日本大震灾・核灾传承馆”于2020年9月开馆，作为记录地震、海啸、核事故这一复合灾害以及此后复兴历程、并将其传向未来的据点。由于福岛的传承馆除海啸灾害外还叠加了核事故这一因素，其展示与讲述者证言所涉及的主题也更为复杂多层。尤其是与水产业重建相关的证言，起到了将震灾遗址所传递的“那一天”的记忆，与至今仍在持续的“此后”课题相连接的作用。

震灾传承网络协议会与“3.11传承之路”

将各个设施横向串联起来的机制，正是“3.11传承之路”。由国土交通省东北地方整备局，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以及仙台市等共同组成的震灾传承网络协议会担任事务局，沿太平洋沿岸约500公里的范围内，登记并地图化了300多处设施。参观者可通过官方网站或地图应用，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走访震灾遗址、传承馆与石碑。

这种网络化的目的，不在于打造一次性的观光行程，而在于创造“学习的巡游”。走访震灾遗址本身，正日益带动受灾地区住宿、餐饮、渔业体验等方面的需求，记忆传承与地方经济复兴相结合的实例，可参见依托大海的重建观光——震灾遗址、讲述者、渔业体验催生的交流人口一文。

登记在册的设施，并不仅限于震灾遗址、传承馆这类大规模设施。设置在避难高地上的纪念碑、标示海啸到达位置的标柱，以及由当地居民自发建立的慰灵碑，同样被纳入其中。无论规模大小，记录“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这一行为本身，共同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传承网络。对参观者而言，除了大型传承馆外，走访这些规模较小的石碑，也能更细致地了解各地不同的受灾状况。

讲述者们的声音——将亲身经历化为语言

讲述者活动的扩展

如果说震灾遗址与传承馆的展示是以“物”讲述，那么讲述者则是以“语言”传递震灾的存在。讲述活动最初以遗属与受灾体验者为主，但随着时间推移，震灾当时尚为儿童的一代，以及震灾后迁居、就学而来的一代，也逐渐加入到讲述者的行列。在宫城县气仙沼市，初中生、高中生自行调查、听取证言，并向参观者讲述，这类活动使讲述者的角色从单纯的“传承”经历，逐渐扩展为“重新构建”学习的过程。

讲述者所传递的内容也并非千篇一律。有人讲述逃离海啸的路径、在避难所生活等“那一天”的记忆，也有人讲述自己如何面对失去家人的悲伤、如何重建生活等“此后”的历程。前者作为避难行动的教训，后者则作为思考灾后心理关怀与地区重建的线索，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参观者获得启发。许多震灾遗址与传承馆都与多位这样的讲述者合作，使参观者能够根据自身目的与年龄层选择讲述者。

横向支撑这些讲述者活动的，是由岩手、宫城、福岛三县传承团体与设施联合组成的公益社团法人3.11纪念网络。2022年10月，该组织与以石卷市为据点的“3.11未来支援”整合为一体，成为拥有703名个人会员、77个团体参与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运用民间资金资助各传承团体，并培养支撑讲述者活动的“传承支援者”。在气仙沼市东日本大震灾遗址・传承馆的“大家的讲述者”活动中，除了馆内活动的讲述者外，当地初中生、高中生也承担起向导的角色，可以看出讲述的接力棒正切实地从亲历者传向地方的年轻一代。

老龄化与后继乏人的课题

然而另一方面，讲述者活动正站在十字路口。震灾以来的复兴・创生期将于2025年度迎来一个阶段性节点，此前支撑活动的各类补助制度正在缩减或终止。加之作为当事人讲述经历的一代人日渐老龄化，接班人不足的问题愈发严重。也有指出称，自2024年起，前往震灾传承设施参观的人数已连续两年减少，一些设施与讲述者团体已开始对运营的可持续性本身感到担忧。

向年轻一代传递接力棒

面对这些课题，也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讲述者：未曾亲历震灾的一代人，自行思考“为何要讲述震灾”，展开调查，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将震灾发生后不久所留下的证言作为档案保存，再由年轻讲述者消化吸收后加以传递——这种接力形式，正逐渐成为未来亲历者进一步减少之际的一种可行模式。

石碑讲述的、更为古老的海啸记忆

自然灾害传承碑与国土地理院的地图符号

如果说震灾遗址与讲述者传递的是“新的记忆”，那么在日本各地，还留存着大量刻有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前灾害记录的石碑。2019年，日本国土地理院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始将这类石碑作为“自然灾害传承碑”进行收集与登记，并新制定了专用的地图符号——在纪念碑符号的基础上，加上一条代表碑文的竖线。通过将其标注在地理院地图及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上，任何人都可以在地图上查询过去灾害波及的范围与所留下的教训。

和歌山的海啸碑与“海啸各自逃”

和歌山县内保留着许多刻有南海地震教训的海啸碑。其中，“大地震海啸心得之记”碑记录了南海大地震的概况，同时明确指出“若发生地震，须经此寺门前逃往天神山”这一具体避难路线，并告诫后人“不可仅仅依赖口耳相传”。该碑现已被指定为和歌山县指定文化财产，县立博物馆正与地方政府、大学合作，持续开展县内灾害纪念碑的调查工作。

若发生地震，请经此寺门前，向天神山方向避难。但切勿仅凭口耳相传行事。

——“大地震海啸心得之记”碑（和歌山县指定文化财产）意译

同样位于和歌山县田边市的新庄初中，将当地居民口耳相传的“海啸各自逃”（海啸来临时，无需等待他人，各自尽快前往高地避难的教诲）纳入学校的防灾教育之中。石碑这种“静态记录”，与口耳相传这种“动态传承”相结合，使教训的实际效果得以提升，这一点颇具启发意义。和歌山县立博物馆正与白滨町教育委员会、大学合作，持续调查县内的灾害纪念碑，其背景正是对沿海聚落人口减少、石碑的存在与由来面临被遗忘之危机的担忧。

八重山群岛的海啸石与明和大海啸

大海所镌刻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比石碑更为久远的年代。1771年（明和8年），以冲绳县八重山群岛附近海域为震源的地震引发了大海啸——通称“明和大海啸”。据传，该海啸在石垣岛东南部达到约30米的高度，在宫古、八重山两群岛共造成约12,000人遇难。这场海啸将珊瑚礁岩块冲上陆地，形成所谓的“海啸石”，如今石垣岛东海岸仍留存着以“高哥噜石”为代表的巨大海啸石。

散布在石垣岛东海岸的这些海啸石，其中4处于2013年3月27日被列为“石垣岛东海岸海啸石群”，指定为国家天然纪念物（地质・矿物类），同年10月17日又追加指定1处。这是日本首次将海啸石本身（而非地震或海啸事件本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它们被视为具体见证明和大海啸（这场在古代文献中有详细记载的灾害）破坏程度的实物证据，历经240余年至今依然如此。

其中被称为“高哥噜谢石”的巨岩，留有一段颇为有趣的移动记录。据地质调查推测，该石头最初在约2,000年前的先岛海啸中被冲至“高哥噜谢御岳”，此后又在1771年明和大海啸中再次向北移动约600米。一块石头竟被两次巨大海啸搬动的事实，比任何叙述都更能说明这片海域曾以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为周期反复发生巨大海啸。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于2018年发布研究成果，通过对海啸石分布与年代的测定，证实同等规模的海啸在过去曾反复发生。即便是250多年前、乃至2,000年前的灾害，也能通过地质学调查推算其发生周期与规模，这为评估西南诸岛未来的海啸风险提供了重要线索。震灾遗址是“人为特意留下的记忆”，而海啸石则是“大自然亲手移动的证据”。正因未经人手雕琢，它反而更为真实地诉说着海啸的巨大能量。

与东北地区不同，西南诸岛已经没有亲历过最近一次巨大海啸的世代存在。或许正因如此，比起口耳相传的讲述者，石头本身才承担起了记忆载体的角色。将其指定为天然纪念物，也为将这块石头不仅作为观光资源、而是作为具有科学与防灾价值的“证据”传给下一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在防灾教育中的运用

学校教育中对震灾遗址与讲述者的运用

震灾遗址与讲述者的存在，也作为防灾教育的教材而受到重视。日本内阁府（防灾担当）的防灾教育挑战计划指出，将地区的灾害历史与亲历者的证言转化为教材，让儿童、学生能够具体想象“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可能发生什么”，具有重要意义。教科书文字难以传达的避难紧迫感与判断的艰难，正是由实地参观与讲述者的证言加以补充。

• 前往震灾遗址、传承馆开展校外教学、修学旅行
• 由讲述者进行的出访授课、线上讲座
• 利用自然灾害传承碑开展地区灾害史学习（将地理院地图作为教材使用）
• 结合避难演练开展的“切身化”工作坊

在制度层面，东日本大地震的教训同样得到了体现。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2年3月，针对震灾中暴露出的课题，编制了《学校防灾手册（地震・海啸灾害）制定指南》。该指南将震前准备、震时应对、震后学校运营划分为三个阶段，整理出共通的注意事项，成为各学校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各自手册的基础。震灾遗址与讲述者的证言，为这类制度性指南赋予了具体的真实感，扮演着“鲜活教材”的角色。

作为防灾旅游、修学旅行的运用

以走访震灾遗址为主题的旅行，对受灾地区而言也是创造交流人口的机会。将参观震灾遗址与当地渔业体验、水产品加工体验相结合的项目，正在各地推广，成为兼顾学习与地方经济的尝试。在修学旅行行程中加入震灾遗址与传承馆参观的学校在全国持续增加，学生在行前学习震灾概况，实地探访、聆听讲述者讲述，事后再将所学融入自己所在地区的防灾计划——形成一套完整的学习流程。仅凭课堂学习难以获得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有助于将记忆转化为切身感受。

关于震灾后地区振兴与居民参与的方式，可参见沿海社区的重生——高地搬迁、渔村生计与女性青年的参与一文的详细论述。

将记忆传向未来所面临的课题与挑战

参观人数减少与财源问题

随着震灾发生后时间的推移，前往震灾遗址、传承设施参观的人数正呈减少趋势。尤其是复兴・创生期结束所带来的财源缩减，可能动摇展示内容更新、讲述者培养、设施维护管理等持续性活动的根基。震灾遗址并非整治完成便万事大吉，而是持续面临着长期的运营课题：既要管理日渐老化的建筑结构安全，又要设法弥补逐渐风化的记忆。

作为构筑物本身的震灾遗址，其维护也需要资金投入。受盐害侵蚀的混凝土与钢筋，若放任不管便会持续劣化，最终可能沦为无法安全参观的状态。既要定期维修、进行抗震诊断，又要保持“受损原貌”，其耗费的精力与成本，往往超过一般文化财产的保护工作。随着震灾发生后时间的推移，各设施都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处境：维护管理的负担不断加重，而参观人数减少导致的收入下滑也同时加剧。

国家自2013年起，通过复兴交付金支援震灾遗址保存所需的初期费用，迄今已支援了9处设施的整治工作。但支援对象仅限于免于拆除所需的初期整治费用，此后的维护管理费用不在支援范围之内，日常维修与运营费用需由地方政府或运营团体自行承担。此外，这笔复兴交付金已于2020年度原则上被废止，这意味着今后若有地方政府考虑新保存震灾遗址，在筹措资金方面将面临更大的课题。

数字档案：一种新的传承方式

针对这些课题，各地正在推进将证言影像与受灾照片制成数字档案并在网上公开的做法。即便亲历者日渐老龄化、难以亲自讲述，只要留有记录下来的证言与经过三维数字化的震灾遗址数据，教育现场与研究者便可反复加以利用。将石碑、震灾遗址这类“只能在当地看到的事物”，与数字档案这类“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取的资源”相结合，正是支撑记忆传向下一代的关键所在。

数字化还有一个优势，即可以将震灾的记忆传递给难以实地前往的偏远学校与海外研究者。唯有实地探访才能获得的真实感，与唯有依托网络才能实现的广泛传播——二者并非相互竞争的关系。在参观震灾遗址前的预习学习，以及参观后的回顾学习中融入数字档案，可以使二者相辅相成。

与大海共生，未来的传承之路

渔业与观光的复兴，与记忆传承的兼顾

震灾遗址与讲述者所传递的，并不只是恐惧。与此同时，大海也一直通过渔业与观光支撑着当地人的生活。正如三陆地区裙带菜、海带养殖业重建所象征的那样，重新找回与大海共生的生计本身，正是走出震灾的证明。正如依托大海的重建观光一文中提及的那样，围绕重新获得大海恩惠的种种努力表明，传递记忆的场所与享受大海恩惠的场所，绝非相互对立的关系。

相反，在参观震灾遗址之后，品尝当地捕捞的海产、眺望渔港的体验，反而能让人切实感受到“大海并未消失，如今依然支撑着人们的生活”这一事实。不只截取悲伤的记忆，而是将人们从中重新站起、再次面向大海的身影也一并传递出去，或许正是震灾遗址与传承馆最终所追求的“重建故事”的完整形态。

我们力所能及之事

对于生活在受灾地区之外的我们而言，了解震灾遗址与讲述者的存在、有机会时实地探访聆听讲述、确认自己所居住地区是否存在自然灾害传承碑，都绝非什么了不起的大动作。在地理院地图上查询自己生活圈内是否存在传承碑或海啸淹没预想区域，与家人事先商定避难场所与联系方式——震灾遗址所传递的教训，唯有转化为这类微小的行动，才能真正成为减少下一次灾害损失的力量。

不将大海反复传递的“下一个也许就是你”这一信息，视为遥远的事件，而是将其与自身的防备相结合加以接纳，或许正是震灾遗址与海啸石真正希望看到的传承方式。300余处震灾传承设施、日渐老龄却仍在讲述的讲述者、以及矗立250余年的海啸石——它们各自处于不同的时间维度，却都在传递着同一件事。震灾遗址今后或许会逐渐改变面貌，但其中所寄托的“请守护生命”这一心愿，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都应当被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