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水产品可追溯性？防止产地造假与IUU渔业的机制解析

什么是水产品可追溯性

可追溯性（Traceability）意为"追踪可能性"，就食品而言，是指记录从原材料生产到加工、流通、销售的全过程，使其能够被事后追溯。对水产品来说，尤其以记录和传递"谁、何时、在哪里、以何种方式"捕获鱼类的渔获信息为核心。与牛肉那样按个体逐一管理识别编号的方式不同，水产品通常是以捕获的"批次（Lot）"为单位来关联信息的。

需要可追溯性的三个理由

• 资源保护：如果非法或未报告捕获的鱼类（IUU渔业产物）流入市场，基于渔获配额的资源管理机制本身将失去作用
• 消费者保护：使消费者免受产地造假和虚假标示的侵害，营造可以放心选购的市场
• 人权保护：国际机构指出，部分IUU渔业存在强制劳动和人口贩卖问题，追溯渔获来源也有助于改善劳动环境

欧美国家从2010年代起率先建立了欧盟IUU渔业条例和美国SIMP（水产品进口监控计划），要求进口水产品必须附带渔获证明。日本也顺应这一趋势建立了国内制度，其背后的推动因素之一是，若无法达到出口目的地的标准，日本产水产品就有可能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

可追溯性保障的两个方向

可追溯性包含"回溯（Trace-back）"和"追踪（Trace-forward）"两个方向。回溯是指从店头商品倒查至渔获来源的机制，用于产地造假或食品事故的原因调查。追踪则是指预先掌握特定渔获物流经哪条流通路径、送达哪些店铺或地区的机制，有助于在发现问题时迅速召回。只有两个方向都发挥作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有效的可追溯性。

水产品特有的难点

与畜产品和农产品相比，确保水产品的可追溯性存在固有的难点。渔船在作业过程中会移动至多个渔场，因此一次卸货往往混杂着不同渔获海域、不同捕获日期的鱼类，且与养殖不同，其生长环境并非完全由人为管理。此外，卸货后需要在鲜度下降前迅速流通，若在记录环节耗时过长，便会产生鲜度与准确性孰先孰后的两难局面。这些因素使得水产品可追溯性的制度设计比陆地食品更为复杂。

此外，远洋渔业作业常常跨越多国专属经济区（EEZ）乃至公海，适用哪国管辖、哪些法规也容易变得复杂。与近海渔业相比，参与渔获信息记录与传递的相关方也更多，因此远洋渔业的可追溯性保障，被认为是制度设计中难度尤其高的领域。

日本《水产流通适正化法》与渔获证明制度

日本于2022年12月施行了《特定水产动植物等国内流通适正化等相关法律》（通称：水产流通适正化法）。为防止非法捕获的水产动植物流通，该法要求经营者之间传递渔获编号、鱼种、数量、重量等信息，并制作、保存交易记录。该法律的一大特点是，其覆盖对象不仅限于渔业者，还包括批发商、加工业者、进出口业者在内的整个供应链。

适用鱼种的分阶段扩大

该制度以两大支柱构成。其一是国内经营者之间传递、记录渔获编号等信息的"国内流通适正化"；其二是在进出口时强制要求附带证明合法捕获文件的"进出口适正化"。违反者根据修订后的《渔业法》，将面临最高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日元以下罚款的严厉处罚，并配合没收非法渔获物、暂停交易等行政处分，以强化经济层面的威慑力。

渔业者和经营者需履行的实务

渔业者在捕获适用鱼种时，须发放"渔获编号"，并将该编号记载于出货单据。收到该编号的流通经营者，即便商品在加工、分装等环节形态发生变化，也必须继承该编号并传递给下一交易方。交易记录须保存一定期限，以便在行政部门入企检查时能够核实。对小规模渔业者及个体商户而言，从纸质单据管理转向专用系统的引入，被指出会增加业务负担。

进口经营者还需履行额外的义务。须附带出口国政府签发的"合法渔获证明书"等证明合法捕获的文件，若文件不齐全，货物将无法通过海关清关。这实际上使得从可追溯体制尚未健全的产地进口变得困难，也间接促使出口国完善本国制度。

制度创设的经过

《水产流通适正化法》出台的背景，是长期存在的鲍鱼、海参偷捕问题。海参作为高档食材，随着对华出口需求的增加，偷捕现象急剧增多，国会上也屡次有人指出其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此前主要依靠各都道府县的渔业调整规则来取缔偷捕行为，但对于跨越县境的大范围偷捕路线，这种做法存在局限性。经过关于是否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流通监管制度的讨论，该法律于2020年获得通过，并于2022年12月正式施行。

什么是IUU渔业，其在全球有多严重

IUU是非法（Illegal）、未报告（Unreported）、无管制（Unregulated）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泛指未经国家许可的作业、虚报渔获量，以及在管辖范围之外的公海上无序作业等行为。详细机制可参见什么是IUU渔业？年夺走2600万吨鱼类的非法渔业实态、卫星监控与法规，本文在此聚焦其与可追溯性的关系进行梳理。

规模与经济损失

研究机构估计，IUU渔业占全球渔获量的13%〜31%，经济损失每年最高可达230亿美元。特别是在治理能力薄弱的西非沿岸等地区，有观点指出IUU渔业占渔获量的比例超过40%。其损失不仅体现为渔业者收入减少，还涉及与合规经营者之间的不公平价格竞争、沿岸国税收流失等多个方面。

可追溯性如何防止IUU渔业

IUU渔业产出的鱼类，其特征是渔获信息缺失或被伪造。若进口国要求附带"渔获证明书"，并能在国内流通各环节核对渔获编号，来源不明的鱼类便难以进入正规市场。欧盟自2010年起依据IUU渔业条例，禁止进口未附带渔获证明书的水产品；美国也自2018年起，依据SIMP要求对象13种鱼类在进口时录入数据。日本的《水产流通适正化法》正是顺应这一国际框架而制定的。

日本市场面临的固有风险

日本是世界屈指可数的水产品进口大国，根据进口来源国家或地区的渔业管理体制不同，一直被指出存在无意中混入IUU渔业产出水产品的风险。国际环保组织多次指出，流入日本市场的水产品中，有一定比例可能源自IUU风险较高的渔业活动，这也是推动《水产流通适正化法》加强进口管理的背景之一。

IUU渔业与人权问题的关联

IUU渔业不仅是资源管理问题，也与船员的劳动环境密切相关。国际劳工组织（ILO）及人权团体指出，部分远洋渔船存在长时间劳动、拖欠工资、强制劳动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被曝光。渔获信息越不透明的船只，其劳动环境也越难以从外部核实，因此加强可追溯性不仅有助于保护水产资源，也被期待能成为保障渔船船员人权的安全网。

发生在日本近海的IUU渔业

IUU渔业并不仅限于远洋。在日本近海，外国渔船的非法作业以及在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未经许可的作业，也持续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和水产厅确认。近年来，日本海大和堆周边海域外国渔船的非法作业问题日益突出，取缔船只多次实施驱离警告与扣押等应对措施。加强国内可追溯制度，对于降低此类非法作业渔获物混入国内市场的风险也具有意义。

产地造假实际是如何发生的

缺乏可追溯性不仅是资源管理问题，也直接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日本《食品标示法》要求水产品标注原产地，但违规事件仍在持续被曝出。

实际查处案例

• 将墨西哥产蓝鳍金枪鱼在进货单据上印制为"畜养本鲔长崎"字样，使人误以为是长崎产的案例（日本农林水产省、消费者厅的整改指示案例）
• 将中国产冷冻大眼金枪鱼虚假标示为"台湾"产的案例
• 贝类存在可将短期畜养（养殖）地标示为"产地"的规则，这一结构性问题也被指出容易导致标示与实际渔获地不符

违反食品标示基准、对原产地进行虚假标示者，依据《食品标示法》将被处以2年以下拘禁刑或200万日元以下罚款。但大多数查处案例都是在流通后才被发现，若可追溯性机制健全，不少案例本可以被提前防止，或更早被发现。

容易发生造假的结构性因素

产地造假并非仅源于个别恶意行为，价格差异、供需失衡、标示规则的复杂性等结构性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国产与进口品价差越大的鱼种，造假的诱因越强；从多个产地采购后进行加工、混合的过程中，标示的准确性也容易丧失。此外，经过畜养、活缔等流通中间加工环节越多的商品，究竟应以哪个阶段的信息作为"产地"标示，界定也越模糊。

行政监管体制

原产地标示的规范化，由消费者厅与农林水产省共同负责监督与指导。农林水产省的地方农政局对超市、零售店进行定期巡查，若发现可疑标示，会要求经营者作出说明。对于恶劣案例，通常先经过不公开企业名称的"指示"阶段要求改善，若未见改善或明确存在故意造假，则进入公开企业名称的"命令"阶段。不过，此类调查相对于整体流通量而言仅是极小比例的抽查，因此要提高制度实效性，仍需要依靠可追溯性实现自动化核对机制作为补充。

餐饮与加工食品中难以察觉的问题

与生鲜柜台的切片鱼不同，餐饮菜单及加工食品（鱼糜制品、炸制品、罐头等）中，原材料的产地标示义务有时较为有限，消费者难以确认产地。当多个产地的鱼类混合加工时，要准确追踪各产地所占比例本身在技术上也变得困难。这种"难以看清的路径"，正是数字化可追溯性被认为能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

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水产品追踪

纸质单据的记录与传递存在记载失误、篡改、保管检索繁琐等局限，因此近年来国内外都在推进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可追溯性的实证探索。二维码、RFID标签、云端记录系统以及区块链等多种技术已开始组合应用。

利用区块链证明产地

宫城县石卷市的水产经营者于2020年，作为证明海鞘（Hoya）产地与鲜度的机制，进行了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系统实证实验。消费者可通过店头终端或智能手机，确认卸货日期、渔业者信息等供应链记录。区块链具有记录极难被篡改的特性，被认为与打击产地造假高度契合。日本国内外也在推进类似"Ocean to Table"这样的项目，通过区块链将渔业者与餐桌相连，以减少过度捕捞和不透明交易。

水产厅的数字化举措

日本水产厅作为"构建水产价值链"举措的一环，公布了在产地市场推进电子化交易记录、以及出口水产品证明书电子化的优良模式案例。与以往通过邮寄、传真处理纸质证明书的方式相比，电子化有望同时实现记录的即时共享与防篡改。不过，部分产地市场及小规模经营者在数字设备和网络环境建设方面尚未跟上，全国统一电子化预计仍需时日。

技术引进的成本与课题

数字化虽然效果显著，但系统引进与运营成本对渔业者和中小流通经营者而言容易成为负担。行政层面的引进支持，以及行业团体建立的共用平台，将左右今后的普及速度。特别是区块链虽然在防篡改方面表现优异，但构建与维护系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成本，对地方渔协或小型加工企业而言，单独引入的门槛较高。目前各地正在探索通过行政、高校与IT企业的合作，构建共用基础设施，以降低参与门槛。

与AI、卫星技术的结合

可追溯性不仅局限于信息的记录传递，也开始与渔场本身的监控技术相结合。利用AI分析卫星图像及被称为AIS的船舶自动识别装置数据，检测可疑作业模式（如在许可渔区之外长时间停船等），被认为对遏制IUU渔业已取得一定成效。详细的卫星监控机制可参见什么是IUU渔业？年夺走2600万吨鱼类的非法渔业实态、卫星监控与法规。将"渔场监控"与"流通环节可追溯性"相结合，有望进一步缩小非法渔获物流入市场的缝隙。

目前仍存在的课题是，若渔场监控技术与流通环节的记录、证明分别由不同数据库管理，即便检测到非法作业，也难以追溯该渔获物实际流入了哪条流通路径。若未来能将卫星监控数据与渔获证明制度数据库相连接，对可疑渔船的渔获物自动加以标记，便有望实现从监控到流通监管的一体化衔接。

世界各国的生态标签制度与日本的普及状况

除可追溯性记录本身外，让消费者能够一眼判断"是否以可持续方式捕获"的水产生态标签也很重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针对天然水产品的MSC认证与针对养殖水产品的ASC认证，详情可参见什么是MSC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在超市辨别可持续水产品的方法与什么是ASC认证养殖？三文鱼、牡蛎、鰤鱼的中立选购指南。

取得认证的流程

MSC与ASC均由两个阶段构成：其一是渔业或养殖场本身依据"资源管理"、"环境影响"、"可追溯性"等基准接受审核的一级认证（渔业认证、养殖认证）；其二是加工、流通经营者管理认证水产品不与非认证品混杂的二级认证（CoC认证＝监管链认证）。店头看到的MSC、ASC标签商品，正是经过这两道认证后才能标示的。审核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且需要定期更新审核，从而保障认证的可信度。

CoC认证的要求本身就包括按批次制作进出货记录，并在保管、加工各环节将认证水产品与非认证水产品分开管理，因此贴有MSC、ASC标签的商品，本身就是可追溯性的实践案例。反过来说，取得认证的门槛不仅在于渔业、养殖场的资源管理能力，也包括经营者一方记录管理体制的完善程度，这也是中小经营者取得认证的门槛之一。

日本国内的普及状况

虽然认证取得数量在稳步增长，但与欧洲相比，日本超市中生态标签商品出现的频率仍相对有限。取得与维持认证需要成本，容易转嫁至价格中，且消费者认知度也仍处于发展阶段。近年来，经营金枪鱼、鲣鱼类的企业取得认证的情况有所增加，以着眼出口的大型水产企业为中心，相关举措正在扩大。

认证标志以外值得信赖的标志

除MSC、ASC等国际认证外，日本国内水产企业自主公布可持续采购方针、公开经营鱼种及采购来源的案例也在增加。例如，有大型水产企业针对数百种鱼类持续开展可持续性调查，设定期限目标推进改善；也有大型零售商在自有品牌中扩大MSC、ASC认证产品的经营。即使没有认证标志，若企业在官网上公开采购方针及合作渔业信息，也可作为判断依据之一。

消费者从今天起就能做的选择

除了等待制度与技术的完善，消费者个人的选购方式也是能够改变市场的力量。越多符合认证与可追溯性标准的商品被选购，经营者一方持续推进相关举措的动力也就越强。

1. 确认包装上是否有MSC、ASC等认证标志
2. 在生鲜柜台养成查看原产地标示、渔法标示（定置网、围网等）的习惯
3. 选择积极公开进货渠道和渔业者信息的鱼店、餐厅
4. 对于异常便宜的进口水产品，留意其是否经过正规渔获证明
5. 选择不过度集中于特定季节和产地的"应季"鱼类，分散对特定资源的捕捞压力

餐饮业与学校供餐的举措

除消费者个人可做的选择外，餐饮连锁及学校供餐的采购方针也会影响整个市场。航空公司在机内餐、大型餐饮连锁在菜单中采用MSC、ASC认证水产品的动向，作为在消费者较少直接参与选择的场景中扩大可持续采购的手段，也备受关注。

别忘了未利用鱼与国产品的视角

提到选购可持续水产品，人们往往关注进口商品的认证标志，但积极食用因不符合规格而难以流入市场的"未利用鱼"，也是减少资源浪费的有效选择。充分利用所捕获的鱼类，往往也意味着选择运输距离较短的国产、地产鱼类，从而使流通路径更为简化，更容易保障可追溯性。以学校供餐利用、故乡纳税回礼品等形式，积极引入未利用鱼的自治体与经营者案例，各地正在增加。

产地直销的选择

在渔港附设的产地直销所，或渔业者直接运营的网店购买鱼类，从可追溯性角度而言也是有效的选择。中间流通环节越少，产地、渔法、卸货日期等信息就越容易直接从渔业者传递而来，造假风险本身也会在结构上变小。旅行或回乡时顺路前往产地直销所，或利用当地渔协运营的网购渠道，也是选择生产者信息清晰可见的水产品的方法之一。

近年来，越来越多自治体在故乡纳税回礼品中明确标注渔业者姓名与卸货渔港的水产品，选择此类回礼品，也是间接选择生产者信息清晰可见的消费行为之一。这既能支持地方渔业，又能享用可追溯性有保障的鱼类，值得一并了解。

各国的可追溯性制度与日本的定位

水产品可追溯性的制度设计因国家、地区不同，在覆盖范围与严格程度上均有差异。为理解日本《水产流通适正化法》所处的位置，本节对主要进口国、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

欧盟、美国、日本的制度比较

欧盟与美国从一开始就将"全部进口水产品，或较广泛的适用鱼种"纳入制度对象，而日本则采取从偷捕及资源枯竭风险特别高的鱼种开始、逐步扩大适用范围的方式。这一差异也可以理解为，日本作为水产品消费大国同时进口依赖度也很高，因此在推进制度建设时，需要谨慎评估制度骤然实施对国内外经营者的影响。

影响日本出口的国际标准

可追溯性制度不仅作为进口管制发挥作用，也影响日本水产品的出口。向欧盟、美国出口水产品的经营者，被要求提交符合对方国家标准的渔获证明书，因此完善国内的可追溯体制，对于志在扩大出口的日本水产业而言，也是无法回避的课题。

亚洲各国的动向

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与日本在水产品进出口方面联系紧密的亚洲国家，也在欧盟、美国监管强化的推动下，加快建立本国的可追溯性制度。尤其是东南亚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水产品出口地区，其远洋渔业中的劳动环境与渔获报告的不透明性，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制度建设也是在响应出口市场要求的背景下推进的。对日本而言，进口对象国的制度完善状况，也直接关系到流入国内的水产品的透明度。

例如泰国，2015年因欧盟指出其IUU渔业对策存在不足而被列入"黄牌"（警告）名单，此后泰国加快推进渔船登记制度强化和劳动环境监管体制建设，该黄牌其后被解除。此类案例表明，进口国的制度能够推动出口国改善渔业治理，日本的《水产流通适正化法》今后将对贸易对象国的制度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制度面临的课题与未来展望

《水产流通适正化法》目前适用鱼种仍局限于鲍鱼、海参、鳗鱼苗等部分品种，尚未覆盖日本国内流通的全部水产品。虽然2026年4月修订法施行后适用范围将有所扩大，但与其他国家覆盖更广泛鱼种的做法相比，日本仍属于分阶段推进。

今后的争论焦点

• 如何在进一步扩大适用鱼种与减轻中小规模渔业者、流通经营者实务负担之间取得平衡
• 数字记录的标准化（经营者各自使用不同系统会增加核对负担）
• 向消费者的信息公开（扩大二维码等方式，使一般消费者能够直接获取渔获信息）
• 与国际渔获证明制度的相互认证（减少进出口手续的重复）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由于IUU渔业跨越国境进行，仅靠单一国家的制度建设存在局限。若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水产品进口国能够统一渔获证明标准，实现信息相互核对，有望减少可乘之机。国际机构与环保组织也承担着验证各国制度实效性、推动其改善的角色。

对小规模渔业者的关照视角

在强化制度的讨论中，如何在防止偷捕与虚假标示的严格性，与减轻合规经营的小规模渔业者负担之间取得平衡，也是重要议题。若要求小规模沿岸渔业者达到与大企业同等水平的数字记录标准，恐将加剧其停业与后继者不足的问题。行政部门提供记账支持，以及为多位渔业者提供可共用的简易记录系统，被视为今后需要讨论的、与规模相适应的制度运作方式。

日本渔业从业人员持续老龄化和减少，各地区、各世代对新制度的适应能力也存在差异。要提高可追溯性的实效性，除依靠罚则形成威慑外，构建让一线渔业者能够无负担参与制度的机制也不可或缺。未来，能够通过智能手机简单录入的应用程序，或由渔协代为汇总记录的机制等，有望进一步普及，减轻一线负担。

可追溯性并非一次性建立制度就能一劳永逸，而是需要经营者、行政部门、消费者各方持续核实并运用信息才能发挥作用的机制。只有制度、技术、消费者意识这三个齿轮相互咬合，非法渔获物与虚假标示得以混入的空间才会逐渐缩小。下次选购鱼类时，不妨在包装标示上多停留片刻，这将是支持可持续水产业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