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沿岸社区再生？高台搬迁、渔村生计与女性青年的参与

沿岸社区面临的「复兴困境」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复兴工作，一直以住房重建、防潮堤与高台搬迁等硬件建设为优先。但即使建设完成，人们也未必会回到当地。这种「基础设施回来了、人却没回来」的现象，成为沿岸社区再生中最大的困境。

日本内阁府关于复兴状况的汇总报告也多次指出，住房重建与复兴城镇建设等主要事业已基本完成，但人口减少、老龄化、心理关怀等课题依然存在。这说明硬件的完成度与社区活力，是两个不同的指标。

事实上，岩手、宫城、福岛三个重灾县在震后设立了「心理关怀中心」，承担起对受灾者中长期的心理健康支援。每当居民的居住地从临时住宅转向灾害公营住宅、再转向高台搬迁地，都需要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这种心理层面的关怀，即便在住房重建工程结束之后，依然是长期存在的课题。

高台搬迁事业的进展与迟缓

高台搬迁（防灾集体搬迁促进事业）是将海啸受灾地区的住宅用地迁往高地或内陆，原址则作为非居住区域处理的事业。工程进度远远落后于最初预期：即便到震后两年半的2013年6月底，已动工的地区比例在岩手县仅为22.7％，宫城县为38.7％，福岛县为45.0％。许多家庭因此不得不长期居住在临时住宅中。

造成这一迟缓的背景，包括用地取得的困难、施工顺序的等待、材料与施工人员的短缺等多重因素叠加。在搬迁地住宅用地完工前的数年间，受灾者被迫在临时住宅或视同临时住宅中生活，不少人在此期间已在搬迁地以外的地方建立了新的生活基础。

陆前高田市的案例：未达到目标人口的现实

岩手县陆前高田市震前人口约为24,000人，到2021年1月时点已减少至约18,600人。该市在2011年12月制定的震灾复兴计划中，预计避难居民的返乡及便利性提升带来的人口流入，将目标人口设定在25,000人上下。然而现实人口比这一已下调的目标还要再低出3,000人以上。高台搬迁与土地重划工程本身取得进展，但人口预期大幅低于计划——这一状况并非陆前高田市独有，在许多受灾地区都能看到相似情形。

岩手县沿岸12个市町村，人口减少14.9％的现实

即便高台搬迁与灾害公营住宅建设推进、住房重建本身已基本完成，人口的恢复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岩手县沿岸12个受灾市町村的推算人口，从震前的272,937人，减少至震后9年时点的232,404人，降幅达14.9％。渔业本身的复兴则走过了略有不同的历程，详情可参阅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渔业复兴的13年一文。

三个重灾县沿岸市区町村的人口减少率，均大幅超过全国的人口减少速度。即便复兴城镇建设「已经完成」，人口减少与老龄化——这一日本地方地区共通的课题——在沿岸社区中以更强烈的形式显现出来，这正是当下的实际情况。

什么是高台搬迁——将生活与大海割裂的风险

高台搬迁在保护居民生命方面是一种有效手段，但也有人指出其副作用：会在物理上拉开生活与大海之间的距离。对渔业从业者而言，住所与渔港之间的距离拉大，会直接影响到日常生计本身。

防潮堤与高台搬迁，两种选择

许多受灾自治体采取的复兴方式，是将住宅用地迁往高地，同时在旧城区修建大规模防潮堤。关于防潮堤利弊的详细讨论，可参阅巨大防潮堤守护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一文。

防潮堤能够削弱海啸的冲击力，但各地也不乏担忧的声音：日常看不到大海，会使渔业从业者失去感知潮汐与天气变化的能力，也会降低作为旅游景点的景观价值。优先考虑哪一方面，因地区的地形、产业结构、居民共识形成过程而异，即便同属三陆沿岸，各自治体的结论也各不相同。

女川町为何没有建造防潮堤

宫城县女川町是少数几个选择不修建遮挡城镇与大海视野的巨大防潮堤的自治体之一。在町中心区域，保留能够望见大海的生活空间，被作为复兴城镇建设的核心方针。震灾发生后不久，町商工会便提出「城镇的复兴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复兴的核心力量是年轻一代」的理念，推动以民间为主导的再生。

女川町的选择，并非将防灾风险降至零，而是通过完善避难路线与城镇规划上的巧思相结合，来守护与大海共生的生活方式。这一判断，也为后文提到的吸引移居者、重振商业街奠定了基础。

即便同在气仙沼湾，在市区一侧也有选择大规模修建防潮堤的区段，像女川町这样「不建防潮堤」的判断，并非在所有自治体都能同样成立。地形、以往海啸灾害的规模、居民共识形成过程的不同，本身导致了选择的分化，这也说明沿岸社区再生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

女川町的案例表明，将防灾基础设施的规模最大化并非唯一正解，居民「是否愿意继续在这座城镇生活下去」这种心理层面的归属感，同样是复兴规划中重要的设计要素。将避难路线、避难设施的完善，以及日常防灾演练等软性准备相结合，不依赖巨大构造物的防灾形式，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

生计的重建——「海滩活力再生计划」

与住房重建同步推进的，是渔业这一「生计」的重建。震灾之后，日本水产厅为全国各个「海滩」（渔业聚落）建立了制定具体行动计划的机制，并将其从单纯的受灾地复兴，扩展为全国渔村振兴的共通框架。

5年内收入提高一成以上的目标

「海滩活力再生计划」是让各个海滩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梳理提高收入与削减成本的措施，以5年内将当地渔业从业者的收入提高一成以上为目标的计划。其特点并非单纯增加渔获量，而是通过加工、直销、观光等多方面举措共同提升收入，水产厅每年度都会对表现优异的举措进行表彰。

该计划的特点在于，并非由行政单方面制定，而是由当地渔业从业者自己梳理方案。面对从业者老龄化与后继无人这一结构性课题，其目的在于通过提升盈利能力，增加让下一代觉得「靠这份工作能够生活下去」的海滩数量。

全国6,298个渔业聚落面临的结构性课题

根据水产白皮书，全国的渔业聚落（位于渔港及港湾背后、渔户在4户以上的聚落）共有6,298个。其中约18％位于离岛地区，约31％位于半岛地区，多数地处容易受到人口减少与老龄化压力冲击的条件不利地区。截至2022年3月底，渔港背后聚落的人口为193万人。

无论是否为震灾的直接受灾地，这些聚落大多共同面临后继人才不足的课题。将沿岸社区的再生，不单纯视为受灾地特有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渔村共通结构性课题的先行案例来看待，这一视角变得愈发重要。

渔业与养殖业从业人数在2022年时点为12.3万人，较2013年的18万人在10年间减少了三成以上。另一方面，新增从业者人数每年维持在1,700人左右，其中39岁以下者约占整体的七成。尽管从业者的绝对数量在减少，但选择渔业作为新职业的人多为年轻一代，这一格局也为生计的重建带来了一丝希望。

南三陆渔业生产合作社的挑战

在宫城县南三陆町志津川地区，震灾中失去了大部分渔船、渔具与养殖设施的渔业从业者们，怀着「为了在大海边生存下去，要做点大胆的事」的想法，成立了共同出资的新组织「南三陆渔业生产合作社」。其特点在于，脱离了传统渔业协同组合的框架，按劳分配利润，甚至引入打卡制度，运营方式更接近于一家「公司」。

这一原本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海滩，迈向共同经营这一全新机制的案例表明，生计的重建并非单纯「恢复原状」的工作，也是在从业者减少的情况下，为维持事业可持续所进行的组织本身的重新设计。震灾之后，志津川湾以与自然共生为主轴推进城镇营造，2018年，其海藻藻场的多样性获得认可，被列入拉姆萨尔公约湿地名录。

女性的参与正在改变渔村

谈及渔村社区的再生，女性的作用不可或缺。若只看海上作业，女性在渔业中的存在感容易被忽视，但一旦把视野扩展到卸货之后的工序，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海上11％、陆上36％、水产加工60％这组数字的含义

根据水产白皮书（令和5年度版），在渔业从业者整体中，女性所占比例仅约11％；而在卸货后的分拣、剥牡蛎壳等陆上作业中，女性比例约为36％；在水产加工业中，女性比例更是高达约60％。可见不仅是海上作业，卸货后大部分的增值加工工作，都是由女性的劳动来支撑的。

这一结构在思考渔村增收对策时也颇具启发意义。「海滩活力再生计划」所提出的通过加工、直销实现的收入增长，实质上很大程度依靠女性的劳动来实现，因此营造让女性更容易工作的环境、给予正当评价，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滩盈利能力的提升。

全国青年女性渔业者交流会的推广

日本水产厅与全国各渔业协同组合，正积极推动渔业从业者中的青年与女性团体开展商品开发与地区宣传等活动。在「全国青年女性渔业者交流大会」上，这类举措会被表彰，并作为可推广至其他地区的模式加以分享。由渔协女性部主导的商品开发、直销所运营案例，也作为各地渔村振兴的优秀案例不断积累。

作为具体案例，爱媛县上岛町的鱼岛渔业协同组合女性部，应渔协的要求，于2015年以8名成员起步，开展利用水产品的商品开发与地区宣传活动。她们以「尽全力加油」为口号持续开展活动，也作为水产厅的表彰案例被介绍。这是即便从少数人起步，女性团体也能通过商品开发与信息传播，向地区之外传递海滩存在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类活动并不止于一次性的活动，还能拓展青年与女性参与渔协运营及地区决策的机会本身。作为带头人被提及的人物构成变得多元，也会影响外界对渔村「开放程度」的观感，从而降低有意移居或就业者的心理门槛。

女性的参与，其意义不仅在于统计层面的劳动力，也在于为渔协及地区运营的决策带来多元视角。通过商品开发与直销所运营增加与外界的接触点，最终提升了海滩对外传播信息的能力，也让后继者与有意移居者更容易「融入」。

青年的定居与创业支持——女川町「认真创业计划」

要遏制人口减少的趋势，也需要从外部引入新一代接班人的机制。女川町作为这方面的先进案例，震灾后屡屡被提及。

移居者选择创业的理由

女川町的创业支持项目「认真创业计划」，为有意移居者及町内的年轻创业者打磨商业计划、并推动其实际开业提供全程陪伴式支持。有些移居者，是通过震灾遗孤升学支援等活动与三陆沿岸结缘，进而选择以女川町为据点创业，该项目在留住外部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该项目的特点在于，不仅仅是介绍补贴或空置店铺，还有当地产业界的前辈企业家作为导师参与其中。为让来自外地的人一边理解当地的商业习惯与人际关系、一边创办事业，配套建立了全程陪伴的支持体系。

在2020年的国势调查中，女川町人口较5年前的上一次调查增加了98人，作为为数不多实现人口增长的受灾自治体之一而备受关注。这一现象的背景是，随着所有灾害公营住宅完工（2018年3月）以及宅地供应全部完成（2019年2月），因迁出导致的人口减少已回落到震前的水平。但从长期来看，震前约10,014人的人口，到2026年7月时点的推算已降至约5,831人，与震前相比仍持续减少约34％。人口回升的迹象与长期减少趋势同时并存，这正是女川町的真实写照。

「可持续商业街」的构想

女川町以民间为主导的城镇营造组织，从震灾发生后不久便集结了商工会、观光协会、鱼市场买受人协同组合、旅馆组合等各界负责人共40多名成员，以「决不让这里变成拉闸卷帘的商店街」「打造可持续的商业街」为口号推进再生工作。并非由行政主导，而是由当地产业界自主描绘复兴蓝图，这也为此后吸引青年与移居者创造了条件。

「渔民日本」——培育新一代渔业从业者的支持模式

以宫城县石卷市为据点、于2014年7月启动的一般社团法人「渔民日本」，以震灾后年轻渔民发起的「TRITON PROJECT」为核心，持续开展将对渔业感兴趣的人与渔业现场连接起来的工作。该项目的特点不仅在于就业前的体验项目、现场参观与人才匹配，就业之后还通过运营合租房、定期面谈等方式，为生活层面提供全程陪伴支持。项目提出到目标是在三陆地区培育1,000名从事「渔民」这一新兴职业的人才，正在构建让外部人才成为渔业这一产业本身承担者的机制。

相较于女川町的创业支持面向创业者与经营者，「渔民日本」着眼于扩大渔业从业者本身的基础人群。移居、创业、就业这多个入口的存在，在为沿岸社区吸引外部人才方面正发挥着有效作用。

「海业」——一种全新的切入点

除了渔业本身的重建之外，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理念是「海业」。它是指将渔港与渔村所拥有的地区资源价值，与渔业以外的产业相结合加以利用的举措。

把渔港变成交流据点

日本水产厅设立了「海业支援方案」与咨询窗口，正推进制度建设，使渔港设施的长期出租、水域的长期占用成为可能。在冲绳县读谷村的都屋渔港，一座老旧的水产品处理设施被改造为配备食堂与直销店的综合设施，于2017年开业。这种将渔港转变为兼具生计与交流功能据点的做法，正以离岛、半岛地区为中心向各地扩展。关于通过渔业体验与震灾遗址开展交流人口建设的内容，也可参阅什么是活用大海的复兴旅游一文。

「海业」理念的特点还在于，并非仅由渔业从业者独自完成，而是更容易吸引餐饮、住宿、观光等异业经营者，以及来自地区之外的年轻创业者参与其中。让渔港这一有限的公共空间能够灵活使用的制度改革，正是推动这种跨行业合作的助力。

2022年12月，日本水产厅公布了「海业支援方案」，明确了渔港设施的使用手续，并建立了跨部门介绍相关省厅补助制度的体制。与此同时设立的「官民协作海业振兴门户网站」，介绍了民间企业整备、运营公共渔港设施的实际案例，包括配对经过与具体手续流程。制度与案例同时公开，正在营造出便于其他地区参考的环境。

从2025年度优秀案例表彰看先进地区

日本水产厅每年度都会通过「海滩活力再生计划优秀案例表彰」，评选并公布全国的示范地区。2026年3月公布的2025年度表彰中，兼顾提高渔业收入与地区振兴的海滩举措获得选拔，包含「海业」在内的综合性举措受到评价的倾向愈发明显。

获奖案例的共同点在于，并非依靠单一举措，而是将提高收入、确保后继人才、与地区外交流等多项要素组合设计。这些先进地区的举措表明，沿岸社区的再生，无法仅凭防灾基础设施的完善来实现。

联系的重建——社会资本的视角

沿岸社区的再生，有着无法仅凭建筑物或收入数字来衡量的一面。震灾相关研究反复指出，受灾地的社会关系资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震灾而受损，其重建是一项长期课题。

社会关系资本的损耗与再生

从临时住宅到灾害公营住宅、再到高台搬迁地，生活场所多次变迁，容易割裂居民之间面对面的关系。渔村原本就是通过渔协、祭典、共同劳作等纽带，将人际联系与生计融为一体，因此居住地的迁移，存在使这种关系本身趋于淡薄的风险。

对年长的渔业从业者而言，多年积累的渔场经验与邻里互助机制，因住所的迁移而在物理上被切断，其影响不容小觑。从制定硬件建设时间表的阶段起，就将对这类关系的考量纳入其中的重要性，通过震灾的经验已被广泛认识到。

以看得见的形式支撑起这种关系重建的，是在受灾地各处建起的「大家的家」。由建筑师伊东丰雄等人操刀、建于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的「大家的家」，以19根因海啸盐害而枯死的杉木原木作为柱子，建成了一处让住在临时住宅中的居民能够轻松聚集的场所。这一由仙台市、釜石市、东松岛市等地建筑师志愿者协作完成的项目，荣获2012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向国内外展示了在硬件复兴的阴影下容易被忽视的「聚集场所」的重要性。

如何把「海滩生活」传递给下一代

女性与青年的参与、「海业」等新举措，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对策，也发挥着将支撑渔村生活的人际联系传递给下一代的作用。无论是接纳移居者的全程陪伴支持，还是渔协女性部活动的持续，都建立在「关系再生」这一共同基础之上。

「大家的家」这一举措所表明的是，作为物理容器的住房重建，与人们聚集、交谈的场所重建，未必会以同样的速度推进。在思考沿岸社区再生时，除了住房与基础设施的复兴时间表之外，何时以及如何准备人与人建立联系的场所，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世界与日本在沿岸社区再生中的共同启示

沿岸地区人口外流与高台搬迁的课题，并非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地所独有。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与风暴潮风险加大，世界各地的沿岸社区，今后预计将愈发频繁地面临「搬迁还是留下」这一相似的选择。

气候变化时代的沿岸搬迁课题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让·夏尔岛，联邦政府于2016年投入4,830万美元补助金，对以捕鱼、捕虾为生的37户居民实施了有计划的搬迁。这被认为是美国首例因气候变化而由联邦政府全额出资的社区整体搬迁案例。搬迁地是一个名为格雷的城镇，距原居住地约65公里，围绕新生活基础的质量以及居民意愿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反映，争论仍在持续。

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屡遭海平面上升与风暴潮侵袭的沿岸聚落布尼多戈洛阿，于2014年迁往内陆高地。新村庄以《圣经》中「应许之地」之意命名为「卡纳尼」，30户住宅建在距原聚落约2公里处。搬迁总费用为98万美元，斐济政府以此案例为鉴，已将80多个未来可能需要搬迁的聚落列入清单。

规模与制度各不相同的三个案例，共同之处在于：即便搬迁本身在技术上可以实现，要将居民的生活基础、生计与人际关系整体迁往新的场所，依然十分困难。日本高台搬迁中暴露出的「工程延迟」「生计中断」「人口低于预期」等课题，无论规模大小，正日益被国际社会视为气候变化时代沿岸搬迁共同面临的风险来参考。

日本高台搬迁的经验表明，在带来防灾效果的同时，也伴随着生计与社区分裂等副作用。这一教训，对今后可能因气候变化而考虑搬迁的其他国家沿岸社区同样具有参考价值。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将如何重建生计与人际联系，与硬件建设一并纳入设计之中。

随着气候变化导致风暴潮与沿岸浸水风险加剧，今后全球将有更多地区被迫面对「搬迁还是留下」这一抉择。将防灾基础设施建设与社区再生的过程一体规划、而非割裂开来，今后将变得愈发重要。

为了留住与大海共生的选择

「海滩活力再生计划」与「海业」等举措，可以说是为了让渔村不仅仅被视为受灾地或人口流失地区，而是能够作为与大海共生之地被持续选择，所打下的基础。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减少难以轻易逆转，但不断扩大承担生计与参与的人群这一努力的积累，能够为下一代留住「在海边生活」这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