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Gs目标14「水下生物」入门解读

SDGs目标14“水下生物”是什么

SDGs目标14正式表述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由10项具体目标（14.1至14.7，以及14.a至14.c）构成。据联合国新闻中心介绍，尽管海洋是支撑地球生命的最大生态系统，但相较于气候行动和陆地开发目标，海洋在国际资金分配和政策优先级上始终偏低，因此屡屡被指为“被忽视的目标”。

10项具体目标概览

为什么需要一个“专属海洋”的目标

SDGs的17项目标相互关联，但海洋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海洋的大部分区域——公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是“全球公域”，单靠一国之力无法进行管理。其次，海洋的变化往往以数年乃至数十年为周期缓慢推进，不像气候变化那样容易被感知为“极端天气”，这也从结构上导致其政治优先级难以提升。联合国将目标14设为独立目标的背景之一，正是希望改变这种“谁都不负责、因而谁都不保护”的局面。

海洋对我们生活的支撑规模

海洋同时也是气候的调节器。海洋吸收了太阳能量的大部分，维持着地球的热平衡，并作为“地球最大的储热库”储存着气候系统中的大部分热量。在部分地区，水产品在动物蛋白摄入量中的占比接近一半，尤其对小岛屿国家和沿海发展中国家而言，渔业本身就是生计来源。在日本国内，渔业与养殖业同样是沿海地区的核心产业，若将相关的水产加工与流通产业一并计入，其对就业和地方经济的影响远超渔获量本身所能体现的规模。

与其他SDGs目标的关联

目标14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众多其他目标紧密相连。气候行动（目标13）直接关系到海洋酸化与变暖的根本原因；消除饥饿（目标2）和减少贫困（目标1）与支撑全球粮食安全的渔业资源可持续性密不可分。陆地上的废弃物管理与可持续城市建设（目标11、12）本身就是减少海洋塑料垃圾源头的举措，而伙伴关系（目标17）则是保护单一国家无法独自管理的公海所不可或缺的视角。海洋课题不应仅被视为环境问题的一个分支，而应作为横跨经济、粮食与气候变化的复合型课题来看待。

危机①过度捕捞：超过三成资源处于“过度捕捞”状态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资源评估，全球海洋渔业资源中处于过度利用或枯竭状态的比例已达到32%，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内的资源比例长期呈下降趋势。换言之，在世界各地，鱼类被捕捞的速度已超过其自然繁殖的速度。

IUU渔业：“看不见的”过度捕捞

过度捕捞的背后，存在着规避监管的IUU（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不遵守捕捞限额的非法作业，以及没有报告义务的未报告捕捞，使准确的资源评估变得困难，进而导致资源管理形同虚设。据估计，IUU捕捞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渔获损失可达数千万吨规模，不仅挤压了合法经营渔民的生存空间，也扭曲了资源评估所依赖的基础数据。近年来，通过分析卫星船舶追踪数据（AIS）以及加强水产品可追溯性（从捕捞到流通的全程追踪），发现和遏制非法作业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进步。

日本的资源管理：TAC与MSY两把尺子

日本水产厅通过“可捕捞总量”（TAC）制度，逐步扩大受管理鱼种的范围，并设定目标以提高受TAC管理的海洋渔获量占比。同时，将“最大可持续产量”（MSY，即在不使资源枯竭的前提下可持续捕捞的最大渔获量）的理念纳入资源评估，力求将资源量维持在MSY水平以上。不过，对于秋刀鱼、日本枪乌贼等鱼种而言，水温上升导致的分布变化与持续的捕捞压力相互交织，导致渔获量持续低迷，这类问题仅靠资源管理难以完全解释。

“抢捕竞赛”带来的副作用

在仅设定总量上限的TAC制度下，容易出现渔民在渔季早期就争相用尽配额的“奥林匹克式”抢捕竞赛。短时间内集中卸货会导致鱼价下跌、渔民收入不稳定，还可能诱发忽视安全的作业方式，以及捕捞压力向监管较松的时段或海域集中等副作用。为防止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引入按渔民或渔船分配配额的IQ制度，或可转让的ITQ（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日本也在逐步扩大适用鱼种的范围。挪威、新西兰等较早引入ITQ制度的国家常被作为参考案例：渔民开始将资源视为自身长期的“财产”，从而同时实现了抑制过度捕捞与稳定渔业经营的效果。

补贴引发的“隐性过度捕捞”

SDGs目标14.6提出应禁止助长产能过剩和IUU捕捞的渔业补贴。燃料补贴、造船补助等表面上是支持渔民的政策，实际上可能导致市场上出现超出必要数量的渔船和渔具，从而助长过度捕捞，这一点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世界贸易组织（WTO）持续就限制有害渔业补贴的协定展开讨论，凸显出资源管理与渔业政策不能割裂看待的必要性。

危机②海洋塑料垃圾：从陆地流向海洋的单行道

海洋塑料垃圾的大部分并非产生于海上，而是产生于陆地，经河流流入海洋。日本环境省基于对海岸漂着垃圾现存量的调查等，持续发布关于日本国内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量的推算数据，并逐步推进塑料购物袋收费（自2020年7月起）、减少使用塑料吸管等源头治理措施。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大多经由河流传输，这意味着上游地区的乱丢垃圾及废弃物处理不当，最终会影响到下游的海洋生态系统。

“在河流阶段拦截”的思路

一旦垃圾进入海洋，回收变得十分困难且成本高昂。因此，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垃圾抵达海洋之前将其拦截，例如在河流沿线设置“拦河垃圾网”，以及在城市中治理乱丢垃圾等行为。

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误食塑料及被渔网缠绕，会对海鸟、海龟和海洋哺乳动物造成严重伤害。有报告指出，多数海鸟都曾误食过塑料，而被破碎成细小颗粒的微塑料则通过食物链不断扩散，人们担忧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

国际塑料条约谈判的走向

塑料污染是单一国家无法独自解决的跨境课题，基于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的决议，各国一直在推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通称“塑料条约”）的制定谈判。重视削减生产环节使用量的国家与主张以回收和废弃物管理为主的国家之间存在分歧，谈判进展艰难，但将塑料的整个生命周期（生产、使用、废弃）纳入统一考量的方向本身正逐渐成为国际共识。这场谈判也象征着海洋塑料问题不仅是废弃物治理问题，更是关乎生产与流通方式的深层课题。日本已于2022年施行《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建立了从产品设计到废弃、回收一以贯之的国内制度，在国际谈判中也具备可供参考的经验。

容易被忽视的来源：渔具

提到海洋塑料垃圾，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日常生活用品，但按重量计算，被遗弃或丢失的渔网、钓线等渔具（俗称“幽灵渔具”）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中占据相当比例。渔具多由不易自然分解的材料制成，会长期残留在海中，持续缠绕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因此需要与生活垃圾不同的对策，包括建立回收机制、转向可生物降解材料，以及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等。

危机③海洋酸化与变暖：看不见的化学变化

据估算，海洋吸收了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中约四分之一到近三成，这正以“海洋酸化”的形式逐渐改变海水的化学性质。吸收了二氧化碳的海水pH值下降，这使贝类、珊瑚、浮游生物等依靠碳酸钙形成外壳或骨骼的生物，更难以形成外壳。

海水升温与鱼类分布变化

海水温度上升不仅会引发珊瑚白化，还在不断将鱼类的分布区域向北推移。在日本近海，鰤鱼、马鲛鱼等喜暖水性鱼种的渔场正向北扩展，而秋刀鱼、日本枪乌贼等喜冷水性鱼种则持续歉收，渔业现场因此受到直接冲击。渔获鱼种结构一旦改变，渔船装备、捕捞方式乃至当地的水产加工业都需要随之调整，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资源量的增减本身。

海洋热浪与珊瑚白化的连锁反应

近年来频发的“海洋热浪”（海水温度持续显著高于常年水平的现象）可能给珊瑚礁带来毁灭性打击。珊瑚的大部分营养来自与其共生的虫黄藻，但在高温胁迫下，珊瑚会排出体内的虫黄藻，从而发生“白化”。白化状态持续过久，珊瑚便会死亡，依赖珊瑚礁生存的众多鱼类和海洋生物也将同时失去栖息地。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珊瑚礁，也曾多次报告发生大规模白化现象，目前正在推进耐高温珊瑚品系的筛选与移植等再生技术研究。珊瑚礁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区域，还能大幅削弱波浪能量，作为天然防波堤保护海岸免受风暴潮和海啸侵袭，因此其消失不仅是生态系统的损失，从沿海防灾角度来看同样不容忽视。

富营养化与“死亡区”

来自农田的肥料成分及生活污水中的氮、磷经由河流流入海洋后，会导致浮游植物异常增殖，即“富营养化”。这些浮游植物在分解过程中会急剧消耗海水中的溶解氧。氧气浓度极端降低的海域被称为“死亡区”（低氧水域），世界各地沿海均有此类区域不断扩大的报告，鱼类等生物已无法在这些海域生存。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水层化（因温差而使海水难以混合的现象）也被认为是加剧这种低氧化的因素之一。

海洋保护区（MPA）与《BBNJ协定》：扩大受保护的海洋

“30by30”目标与现状的差距

截至2026年4月，全球海洋的10.01%已通过超过18,200个海洋保护区（MPA）及199项“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OECM）受到保护。这仅达到“到2030年保护30%海域”这一“30by30”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要实现该目标，未来4年内需要大幅扩大保护区面积。

2026年1月，《BBNJ协定》终于生效

2026年1月17日，旨在保护公海及深海海床生物多样性的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BBNJ协定》（正式名称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补充，覆盖了占地球海洋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公海”，主要包括海洋遗传资源的利用与惠益分享、公海海洋保护区的设立、环境影响评估，以及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等内容。协定生效时，包括日本在内共有81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入；日本于同年12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交存了加入书。此前长期被视为“无主之海”而缺乏有效管理的公海，首次拥有了国际性的保护框架，这被认为是目标14取得的重大进展。

“纸面保护区”问题

海洋保护区面积的扩大若缺乏实效，其意义将大打折扣。有指定却缺乏对非法作业的监管体制，渔业规制在实质上几乎没有变化——这类“纸面保护区”（paper park）问题在国际评估中屡遭指出。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不仅扩大面积，还要结合卫星监测技术（如AIS船舶追踪数据分析）来确保实效性。此外，保护区内并非全面禁止捕捞，如何设计“分区管理”——即将禁渔区与在资源管理条件下允许捕捞的区域相结合——也是能否获得当地渔民理解与配合的重要实务课题。

《BBNJ协定》改变公海规则

此前，公海主要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中航行自由等条款进行管理，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尚未形成具体的国际规则。《BBNJ协定》生效后，首次确立了多国可共同在公海设立海洋保护区的程序，并要求在深海海床进行大规模开发或调查前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协定还纳入了相关机制，力求公平地将利用海洋遗传资源（如源自深海生物的医药原料）所产生的利益，分享给资金力量较弱的发展中国家，这被寄望于成为防止公海沦为“无法可依之地”的重要框架。

日本在SDG14上的达成状况

在《可持续发展报告》（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等国际评估中，日本在目标14上的达成状况持续被归类为“存在重大课题”。尽管日本四面环海，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但在遏制过度捕捞、扩大海洋保护区、治理塑料污染等方面，仍处于推进过程之中。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渔业与水产消费大国，日本不仅需要强化国内资源管理，也被认为在远洋及国际水域渔业活动方面负有引领国际规则制定的责任。

资源管理的成果与遗留课题

日本水产厅持续扩大TAC管理的适用范围，并充实基于MSY的资源评估体系，逐步提高受TAC管理的海洋渔获量占比。但另一方面，仍有大量资源低于MSY水平，而资源评估本身的数据不足（即许多鱼种尚未纳入评估对象）也是长期存在的课题。此外，随着渔业从业人员减少与老龄化的加剧，能够在一线切实执行资源管理规则的人手本身也在减少，这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海洋塑料对策的进展

塑料购物袋收费、要求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相关立法等源头治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日本环境省持续开展海岸漂着垃圾调查，并对国内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量进行推算，以数据方式强化对治理成效的跟踪评估。

国内海洋保护区的指定情况

日本通过组合运用多种制度推进海域保护，包括依据《自然公园法》《自然环境保全法》设立的海域公园区，以及依托共同渔业权、由渔民自主设立的保护区域等。国立公园海域范围的扩大，以及藻场、滩涂等保护区域的指定也在推进中，但以国际“30by30”目标的标准衡量，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仍需进一步扩大保护区面积。

对《BBNJ协定》的应对与后续实务

加入《BBNJ协定》后，日本今后将与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公海海洋保护区设立及环境影响评估等国际程序。日本文部科学省已配合协定生效，面向研究人员及相关机构举办说明会，围绕深海调查及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等方面的国内实务应对工作也已进入起步阶段。

日常生活中可以采取的行动

① 选择可持续水产品

在超市或餐厅选择带有MSC“海洋管理委员会”生态标签或ASC认证的水产品，是选择未被过度捕捞、或来自低环境负荷养殖方式的鱼贝类的具体行动。日本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生协）正在扩大其CO・OP自有品牌中MSC、ASC认证水产品的品类范围。

② 减少并避免产生塑料垃圾

• 随身携带环保袋、环保水杯，减少接受一次性塑料制品
• 参与海滩清扫、河流清扫活动（践行“在河流阶段拦截”的理念）
• 不随意丢弃钓线或渔具（防止形成“幽灵渔具”）

③ 了解海洋并向他人传播

海洋面临的危机往往难以被直观察觉。关注气候变化与资源管理相关的新闻，并与家人、朋友分享和讨论，本身就是推动整个社会提高优先级意识的重要一步。

④ 旅行时也关照海洋

例如在冲绳等地，参考“在享受观光的同时守护珊瑚礁”的理念，浮潜或潜水时不直接触碰珊瑚及其他生物，并选择对珊瑚影响较小成分的防晒霜，这些看似微小的用心也会为守护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积累力量。通过旅行这一非日常的体验来了解海洋现状，同样是转变意识的契机。

⑤ 选购日用品时的小标准

洗涤剂、洗发水等日用品，也可以从包装用量、是否提供替换装，以及是否使用生物降解性较高的成分等角度进行选择。例如花王等企业在推广替换装普及及削减塑料使用量方面设定持续目标，选择这类企业的产品，也是通过购买行为为企业的相关努力提供支持的方式之一。

企业能做什么：实践案例

要实现SDGs目标14，不仅需要消费者的选择，也离不开企业对供应链的重新审视。以下是一些真实存在的实践案例。

改变水产品供应链

日本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持续在CO・OP自有品牌中推进MSC（天然水产品）与ASC（养殖水产品）认证的取得，让会员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便捷地选择可持续水产品。当超市和餐饮连锁扩大认证水产品的经营品类时，也会相应地促使渔民和养殖业者取得认证，从而有望在整个供应链中形成对可持续性的良性关注循环。

蓝碳：连接气候行动与海洋保护

将红树林、海草床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转化为碳信用额度的机制（如日本的“J-Blue Credit”）也在逐渐推广。这一机制基于“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气候行动”的理念，参与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正不断增加。

支持渔业与养殖业现场的技术投资

要提高资源管理的实效性，渔业现场本身的变革同样不可或缺。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和AI图像分析技术、实时掌握渔获量与鱼体大小的智慧渔业，正作为一种既能高效捕捞又能避免过度捕捞的手段而逐步普及。此外，改善渔船燃效、推进电动化等降低渔业自身环境负荷的举措，也作为能够同时推进SDGs目标14与气候行动（目标13）的动向而受到关注。

投资者与金融机构的视角

近年来，用于评估企业海洋相关风险与举措的“蓝色金融”框架也在不断扩展。对致力于可持续水产品采购、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企业进行评估，并将结果纳入贷款条件或ESG投资的判断依据，这一趋势正逐渐成为推动企业改变行为的外部压力。

对塑料替代材料的投资

日用品与食品制造企业正积极开发能够整体减少塑料使用量的产品，包括包装薄型化、推广替换装以及转向可生物降解材料等。花王等企业在家用产品包装方面持续设定削减目标，同时也有企业将废弃渔网回收为再生尼龙纱线（ECONYL）等材料，用于服装、杂货等产品，从“不让塑料流入海洋”和“将已产生的垃圾转化为资源”两个方向同时推进相关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