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度捕捞会导致水产资源崩溃？｜鳕鱼与鲱鱼的教训及捕捞配额恢复对策

世界的鱼真的在减少吗——用数字看清过度捕捞的现状

"鱼在减少"这种说法常常凭感觉而谈，但实际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估算资源量并用数据持续追踪。其代表性指标，就是FAO每隔几年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SOFIA）。其中汇总了对全球主要水产资源是否"以可持续水平被捕捞"的评估结果。

三分之一以上"过度捕捞"——半世纪增长约4倍

根据2024年版白皮书，截至2021年，超出生物学可持续水平被捕捞的"过度捕捞"资源比例达到37.7%。1974年这一比例仅为10%，也就是说半个世纪内增长了约4倍。剩余的62.3%被认为处于可持续范围内，但其中大部分（50.5%）处于"已捕捞至无法再增加的上限"状态，仍有余量可捕捞的资源仅占11.8%。

"沿食物链向下捕捞"的渔业

资源的减少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海洋学家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等人指出，人类先捕尽了大型高价值的鱼类（金枪鱼、鳕鱼等处于食物链上层的鱼类），当这些鱼类减少后，便转而捕捞更小型、处于食物链下层的鱼类（如沙丁鱼、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这被称为"沿食物链向下捕捞（fishing down the food web）"。捕获的鱼类逐渐变小，本身就是海洋丰饶度正被自上而下削减的信号。

日本也不例外。渔业与养殖业合计的产量在1984年达到约1282万吨的峰值后持续下降，近年已跌至400万吨级，相当于萎缩到峰值时期近三分之一的规模。虽然海水温上升等环境因素也有关联（详情参见海水温上升导致鱼类消失一文），但许多专家指出，过度捕捞是推动这一长期下滑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全球总渔获量基本持平，为何还能说资源在减少"这一疑问。答案在于，要捕捞到同样的量，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前往更远的海域、下潜到更深的地方。捕尽近海鱼类后便开发新渔场，某种鱼捕不到了就改捕其他鱼种——正是这样，渔获量才维持了"表面上的稳定"。也就是说，在这条持平曲线的背后，每一个具体资源都在稳步被消耗。弥补这一缺口的是养殖业，2022年养殖产量首次超过天然渔获量。我们的餐桌，如今是靠养殖业的扩张而非天然资源的余力在支撑。

• 全球渔获总量本身已见顶（1990年代以来基本持平）
• 弥补不足的是养殖业，2022年养殖产量首次超过天然渔获量
• 即便看起来"还能捕到"，很多情况下资源已被过度使用

"无限的海洋"这一幻想——为什么过度捕捞停不下来

明明知道资源正在减少，人类为何还是会过度捕捞？过度捕捞并非源于恶意，而是每一位渔民、每一个国家"理性"行事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

公地悲剧——"我不捕，别人也会捕"

海中的鱼，原则上"谁先捕到就归谁"。当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的资源被大家共同使用时，每个人往往会想："即便我克制不捕、留下资源，也只会被旁边的船捕走。"结果就是所有人争先恐后地捕捞，资源因此同归于尽。这正是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称的"公地悲剧"现象，也是过度捕捞的根本症结所在。

技术进步加速了"过度捕捞"

进入20世纪后，渔业的捕捞能力突飞猛进：装有发动机的大型船只、拖拽海底的底拖网、探鱼声呐、GPS，以及在工船上即捕即冻、即刻加工的体系……曾经作为鱼类"避难所"的远海和深海也变得触手可及，捕捞速度超过了鱼类繁殖恢复的速度。当技术超越了资源的自然恢复能力时，过度捕捞便会发生。

• 过剩的捕捞能力：据称全球渔船的捕捞能力，达到实际所需量的2至3倍
• 有害补贴：对燃料费等的公共补贴，使亏损的渔业仍能继续作业，助长了过度捕捞
• IUU渔业：无视规则的非法、未报告、无管制捕捞，使资源管理形同虚设
• 混获：捕获并丢弃非目标鱼类及其他生物所造成的浪费，也在挤压资源

混获，以及被丢弃在海中却仍在持续捕鱼的渔具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议题。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阅读将混获鱼变为食品的探索以及什么是"幽灵渔具"。

世界开始整治"有害补贴"

问题根源尤为深的，是补贴问题。全球渔业每年获得的公共补贴规模达数千亿甚至数万亿日元，其中大部分被用于燃料费和渔船建造费用。原本因不划算而应该停止作业的渔业，只要有补贴填补亏损，便能继续运营。结果就是，那些只会造成过度捕捞的渔船持续滞留在海上。为减少这类"助长过度捕捞的补贴"，世界贸易组织（WTO）于2022年就《渔业补贴协定》达成一致，国际社会开始朝着禁止向IUU渔业和过度捕捞资源提供补贴的方向迈进。如今，过度捕捞已被视为不应只由一国应对、而应由全世界共同重新制定规则的课题。

也就是说，过度捕捞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首先是"规则问题"。若放任不管，必然会走向过度捕捞的这一机制，整个社会应如何重新设计——这正是本文后半部分要探讨的资源管理的核心所在。

鳕鱼消失的海洋——纽芬兰大西洋鳕鱼崩溃的教训

作为过度捕捞导致资源崩溃的"教科书式案例"，在全世界被反复讲述的，正是加拿大纽芬兰海域的大西洋鳕鱼（北方鳕鱼）。这是一个曾经世界级规模的渔场，仅在数十年间便归于虚无的故事。

曾"多到可以踏着走过海面"的鳕鱼

纽芬兰近海的浅滩"大浅滩（Grand Banks）"，是暖流与寒流交汇、浮游生物丰富的世界顶级渔场之一。自15世纪末被发现以来，鳕鱼渔业支撑当地经济与文化长达约500年，其丰饶程度甚至被形容为"可以踏着鳕鱼的脊背走过海面"。1960年代，仅这片海域每年就能捕获约20亿磅（约90万吨）的鳕鱼。

大型拖网渔船与崩溃的资源

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大型冷冻拖网渔船蜂拥而至，采用连海底都彻底扫荡的捕捞方式，渔获量急剧增加。作为产卵场的海底环境也遭到破坏，捕捞量持续超出鳕鱼可繁殖恢复的极限。到1980年代后期，资源的异常状况已是有目共睹，而到1990年前后，曾经遍布的鳕鱼几乎再也捕不到了。可产卵资源量骤降至鼎盛时期的约1%。

北方鳕鱼事实上已经消失，产卵期生物量减少至从前的1%。

——摘自资源崩溃经过的记述

1992年全面禁渔——以及再未恢复的海洋

1992年，加拿大政府终于宣布鳕鱼捕捞的暂停（全面禁渔）。持续约500年的支柱产业一夜之间停摆，约数万名渔业相关从业者失去工作，被认为是加拿大历史上由单一政策决定所造成的最大规模失业之一。而最沉重的教训是，禁渔30多年后的今天，大西洋鳕鱼依然未能真正恢复。

不容忽视的是，崩溃的征兆早已出现，却未能被阻止。沿岸小规模渔民很早就警告称，自大型拖网渔船进入近海后，鳕鱼数量开始减少。然而"仍能充分捕获"的数字（实际上，这只是渔船性能提升使渔获量得以维持，而资源本身早已减少），以及希望保住就业的政治压力，导致监管一再被推迟。即便科学家指出资源已达危险水平，在对策付诸实施之前，资源便已越过了临界点。

如果只盯着渔获量这条曲线看，资源在崩溃前夕看起来仍会显得"一切顺利"。这正是过度捕捞最危险的错觉。

——资源管理的教训

这一教训对日本而言绝非事不关己。在日本近海，渔船性能的提升，也长期造成"资源在减少，渔获量却得以维持"的局面。等到渔获量骤然下降后才慌忙加以管制，届时或许已经为时已晚。崩溃不是缓慢发生的，而是像坠落悬崖一般突然降临——鳕鱼的故事至今仍作为一个警示存在：正是在渔获看似丰富的当下，才更应守护资源。

为何禁渔之后依然无法恢复？有观点指出，在鳕鱼消失的海域，生态系统本身此后可能已"切换"为另一种状态。这种"无法恢复"的真相，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探讨。

鲱鱼群消失的北方海域——北海道鲱鱼的兴衰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遥远北大西洋的故事，但日本也有着相同结构的经历，那就是曾经支撑整个北海道经济的鲱鱼。留下"鲱鱼御殿"这样的说法所代表的繁荣，以及其后的消失，向我们展示了过度捕捞与海洋环境变化是如何相互交织的。

年产100万吨——因"群来"而沸腾的海洋

明治时代，北海道的日本海沿岸曾因鲱鱼而热闹非凡。大量鲱鱼为产卵而涌向岸边，雄鱼的精液将海水染成乳白色，这种"群来"现象曾是春天的一大盛景。渔获量在鼎盛时期的1897年（明治30年）达到年产约100万吨，1903年还留有仅留萌近海就水揚げ了75万吨的记录。捕获的鲱鱼不仅用于食用，还以身欠鲱鱼干和肥料（鲱鱼渣）的形式运往本州，也支撑了日本的农业。

昭和年代消失的鲱鱼

这种繁荣以"鲱鱼御殿"一词为象征。渔业老板们建起了豪华的番屋，每逢春天，来自本州各地的数万名外出打工渔夫（ヤン衆）便会聚集在海边。鱼子（鲱鱼卵）和身欠鲱鱼干深深扎根于日本饮食文化，京都的"鲱鱼荞麦面"也是这一流通网络留下的印记。鲱鱼并非单纯的一种鱼类，而是牵动着整个日本北部经济与文化的存在。正因如此，其消失所带来的冲击才格外巨大。

然而进入昭和年代后，鲱鱼迅速销声匿迹。1950年代几乎已捕不到鲱鱼，1957年之后鲱鱼渔业彻底中断。群来现象也在1954年后再未被观测到。消失的原因至今仍未完全查明，主要被列举为：①过度捕捞、②海洋环境（水温）变化、③森林砍伐导致的沿岸环境恶化等。近年来，伴随水温上升的海洋环境变化被视为主要原因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被捕捞至极限的资源，无法承受环境变动带来的冲击。在资源丰饶的时期渔业规模不断膨胀，这使得环境恶化时的下滑更为深重——这一结构，将直接延续到下一章沙丁鱼的故事中。

时隔半个世纪的复苏及其现实

希望依然存在。1999年，留萌海岸时隔45年再次确认群来现象，此后借助幼鱼放流及资源管理等努力，渔获量转向恢复。2022年时隔36年再度突破2万吨。不过，即便如此，这仍只是明治鼎盛时期约1%~2%的规模。鲱鱼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资源有可能恢复"的希望，以及"即便恢复，也远不及昔日丰饶"这一现实，两者兼而有之。

近年来的恢复，得益于保护和培育鲱鱼产卵所需海藻（产卵藻场）的努力、培育幼鱼并放流的栽培渔业，以及渔民自身制定的限制捕捞量规则。在夯实海洋环境这一"基础"的同时，不对资源造成过度负担地进行捕捞——鲱鱼的复苏，正是二者兼备才能使资源真正恢复的良好范例。关于藻场的作用，鱼类的摇篮：藻场的再生一文也有更详细的介绍。同样遭遇北方海域崩溃的案例，为何有的像鳕鱼一样无法恢复，有的却像鲱鱼一样逐步恢复？其分界点，与环境恢复的程度，以及崩溃后生态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切换为另一种状态有关。

沙丁鱼与鳀鱼——"数量波动的鱼"与过度捕捞的危险组合

鳕鱼和鲱鱼是"一旦崩溃便难以恢复的鱼"的代表，而沙丁鱼一类则略有不同，是一种以数十年为周期自然大幅增减的"善变的鱼"。然而，正是这种特性，一旦与过度捕捞结合，便会成为危险的陷阱。

体制转变——鱼类数量本身也会大幅自然波动

日本的远东拟沙丁鱼（沙丁鱼），以其资源量会随数十年一周期的海洋环境切换即"体制转变（regime shift）"而大幅波动著称。渔获量从1988年的449万吨骤减至2005年仅2.7万吨，降幅达160分之一以下。这一下滑并非仅由过度捕捞造成，幼鱼存活率因环境变化而急剧恶化才是主因。在沙丁鱼减少的时期，还发生了由鳀鱼和日本枪乌贼取而代之增加的"主角更替"现象。

在稀少时过度捕捞——秘鲁鳀鱼的崩溃

这种"善变"与过度捕捞以最糟糕的方式相互叠加的案例，正是南美秘鲁的鳀鱼（鳀科的一种鱼类）。这是世界最大的单一鱼种渔业，即便在近年，仍以一个鱼种占据全球天然渔获量约7%的规模被捕捞。然而，1972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洋营养匮乏、资源本就下滑，渔业却未放松捕捞力度，资源因此轻易崩溃。这是一起波及到全球蛋白质供给的重大事件。

有趣的是，日本的沙丁鱼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再度转向增加，被认为正逐渐进入类似1970年代的"沙丁鱼时代"。如今自然节律转向有利，正是增加资源的绝佳时机。若在此时再度过度捕捞，可能会在下一次下行周期中再次引发崩溃。正是在资源增加之时，才更应为了未来而审慎管理——如何与善变的鱼相处的智慧，正在被真正考验。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正是在资源自然减少之时，才更需要抑制捕捞，然而现实中往往会出现相反的力量——"今年不好捕，那就趁还有鱼的时候多捕一些"。海洋环境变化与渔业之间的关系，海水温上升与日本渔业一文也有详细论述。气候变化越是加剧，"环境变动×过度捕捞"这一风险就越大。

• 沙丁鱼：1988年449万吨 → 2005年2.7万吨（以约60年为周期增减）
• 鳀鱼：1972年厄尔尼诺现象下的过度捕捞，导致全球最大规模渔业崩溃
• 共同点：自然波动与过度捕捞叠加时，下滑会被放大为崩溃

小型群游鱼支撑着整个海洋

沙丁鱼和鳀鱼这类小型群游鱼，并非仅仅是供人食用的鱼类。它们被称为饵料鱼（forage fish），是金枪鱼、鲣鱼、鳕鱼、海鸟、鲸类、海豚、海豹等众多海洋大型动物共同的主食，可以说承担着海洋食物链的"基础"作用。然而，秘鲁鳀鱼的大部分并非供人类食用，而是被加工成用作养殖鱼类饲料和家畜饲料的鱼粉。也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大量截取了海洋生物的主食，转而投入家畜养殖和水产养殖之中。一旦过度捕捞饵料鱼，以其为食的大型鱼类和海鸟的繁殖也会立刻受到冲击。正因如此，群游鱼类的资源管理，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课题。

超越一种鱼——过度捕捞扰乱整个生态系统的机制

至此，我们讨论的都是单个鱼种的问题，但过度捕捞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绝不会止步于"一个物种减少"。海洋生物通过复杂的食物链相互连接，一旦某种鱼被过度捕捞，其影响便会沿着这张网蔓延至整个生态系统。

营养级联——移除上层鱼类会引发连锁反应

过度捕捞食物链上层的大型鱼类（捕食者）后，曾被其捕食的中型鱼类会增多，随之，作为该中型鱼类食物的小鱼和浮游生物又会减少——影响就这样逐级连锁下去。这被称为"营养级联（trophic cascade）"。就好比抽掉一根柱子，会导致意想不到之处的墙壁坍塌。过度捕捞重新排布的，不仅是目标鱼种，更是整个海洋的力量关系。

切换到"另一片海"——体制转变与不可逆性

第3章提到的"鳕鱼即便禁渔也无法恢复"这一谜题，其中一个原因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在鳕鱼数量骤减的北大西洋，曾被鳕鱼捕食的虾、蟹以及小型鱼类大量繁殖，生态系统被认为从"由鳕鱼主导的海洋"切换为"由无脊椎动物主导的海洋"。而且，增多的虾、蟹和小鱼，反过来会吞食鳕鱼的卵和幼鱼。也就是说，即便鳕鱼试图恢复，也会在幼体阶段被这些增多的生物吃掉。生态系统就这样被锁定在新的稳定状态中，很难轻易恢复原状。这种"不可逆的切换"，本身也是体制转变的一种。

破坏海底、夺走鸟类与鲸类的食物

过度捕捞不仅通过食物链、也会从物理层面伤害生态系统。拖拽海底的底拖网，会破坏作为鱼类栖息地和产卵场的海底地形、藻场和珊瑚。此外，沙丁鱼、鲱鱼这类小型群游鱼（饵料鱼），是更大型鱼类、海鸟、鲸类、海豚等诸多生物的主食。人类若对其过度捕捞，会导致海鸟幼鸟无法育成，鲸类的洄游也会受到影响。让一种鱼减少，也意味着让整个海洋生物的餐桌整体缩水。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以海藻为食的鱼类（如褐蓝子鱼、鹦嘴鱼等）与抑制其数量的捕食者之间的平衡一旦被打破，藻场可能被啃食殆尽，裸露出岩石表面，形成"荒漠化（磯焼け）"现象并不断扩大。藻场是众多鱼类的摇篮，一旦失去，鱼类整体数量都会随之减少。原因包括水温上升等多种因素，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生物之间力量关系的崩溃会连锁式地改变环境本身。由过度捕捞引发的生态系统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最终甚至可能演变为夺走"鱼类赖以成长的场所本身"。正因如此，不局限于单一鱼种资源量，而是将整个生态系统纳入视野的管理方式（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已成为世界潮流。

不了解"过去的海洋"的我们——基准的不断偏移

过度捕捞的可怕之处，还有心理层面的一面。海洋学家丹尼尔·保利指出了"基准偏移综合征（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这一现象。人们往往会把自己刚开始从事渔业时，或是童年时所见到的海洋，误当作"本来的海洋"。然而，那个时间点上，资源可能早已大幅减少。而下一代人，则会以更为贫瘠的海洋作为基准。就这样，每换一代人，"丰饶海洋"的基准便悄然下降，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察觉减少本身。当我们把在超市看到的鱼量视为"正常"时，这个基准或许早已下降了好几个台阶。这种认知偏差，正是危机意识缺失和监管滞后的根源。

想要更深入了解海洋之间的联系，也可以一并阅读浮游植物与海洋食物链、鲸类洄游之谜，以及探讨日本近海丰饶性的日本海洋的生物多样性，这样可以更立体地看清过度捕捞影响的广度。

海洋能够恢复——资源管理与捕捞配额这一处方

虽然前面一直是较为沉重的话题，但结论并非一片悲观。既然过度捕捞是"规则问题"，只要设计出正确的规则，资源就能恢复。世界上有许多资源从崩溃边缘重新恢复的案例。掌握关键的，是MSY与捕捞配额(TAC)这两个概念。

MSY——"只捕捞增长部分"的科学

MSY（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是指在不减少资源的前提下，每年可持续捕捞的最大渔获量。鱼类每年都会繁殖增长。只在这部分"增长量"范围内捕捞，资源就不会减少。反之，若捕捞量超过增长部分，资源就会像动用存款一样逐渐消瘦。MSY可以说是一把科学的标尺，用来实现"不动用本金、只靠利息生活"式地利用海洋资源。

TAC——用捕捞配额遏制"过度捕捞"

将MSY落实到实际渔业中的工具，就是TAC（可捕捞总量，Total Allowable Catch）。以科学的资源评估为基础，确定"今年该鱼种全体最多可捕捞多少吨"的上限，并在此配额内开展渔业活动。一旦达到配额，即实施禁渔。这样一来，公地悲剧所导致的无节制争捕便能得到遏制。若采用将配额分配给每艘船的"个别配额（IQ/ITQ）"方式，抢先捕捞的竞争本身就会消失，从而实现更有计划、更安全的作业。

抢先捕捞竞争消失的意义十分重大。若配额按船只得到保障，渔民就无需"赶在别人捕走之前抢先大量捕捞"，可以在鱼价较高的时期，或等鱼类长大之后，有计划地进行捕捞。因勉强出海而导致的海难事故也会减少，同样数量的鱼还能卖出更高的价格。也就是说，这是一套对资源、对渔民经营、对安全都有利的三方共赢机制。"监管等于打压渔民"这种印象，在设计良好的制度下，未必成立。

日本的转折点——时隔70年的《渔业法》修订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以限制船只和渔具的投入端管制为主，纳入TAC管理的鱼种也较少。彻底改变这一局面的，是2020年施行的修订版《渔业法》。这是约70年来的一次根本性修订，在法律目的中明确写入"水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将方向转向基于MSY的TAC管理（产出端管制）。鲭鱼类、沙丁鱼、狭鳕、秋刀鱼、日本枪乌贼、太平洋蓝鳍金枪鱼等主要鱼种正被陆续纳入基于MSY的管理体系，目标是将渔获量的8成纳入TAC管理之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第14项目标，也提出要实现基于MSY的资源管理。

海外的成功案例——"阵痛之后"才有恢复

严格的捕捞限制，短期内会给渔民带来阵痛。然而，阵痛过后便是恢复。美国自1976年起施行的《马格努森-史蒂文斯法》（Magnuson-Stevens Act），要求对资源减少的鱼种制定有期限的"重建计划"，并严格遵守科学设定的捕捞上限。结果，数十种资源得以恢复至可持续水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很早就引入了个别可转让配额（ITQ）制度，消除了抢先捕捞的竞争，使资源和经营都趋于稳定。挪威和冰岛的渔业能够保持高收益，同样是因为有严格的资源管理作为支撑。"管理越到位的渔业，长期来看反而越能盈利"——这正是世界所达到的共识。

当然，仅仅建立制度并不意味着鱼就会自动恢复。日本的资源管理也存在诸多课题。若TAC的上限设定得比科学家的建议更为宽松，效果就会打折扣；若超出配额捕获的部分被偷偷丢弃入海的"投弃"现象泛滥，数字本身也将失去意义。让管理覆盖到众多渔民所使用的小型船只存在困难，资源评估所需的数据和人手不足等问题，也屡被指出。要避免制度沦为"画饼"，就必须脚踏实地积累准确的渔获数据报告、忠于科学的配额设定，以及让遵守规则的渔民获得回报的机制建设。

已恢复的资源，以及我们能做的事

在日本，恢复的迹象也已显现。北海道鲱鱼通过管理和幼鱼放流实现复苏，基于资源评估的捕捞配额运用也正逐渐扩展到各个鱼种。在海洋中打造"留住鱼类的空间"这一举措同样有效，这在海洋保护区(MPA)以及从地震灾害中重新振兴的三陆水产复兴相关文章中也有所提及。而消费者也有能够做的事：选择获得MSC、ASC等认证的可持续水产品，善用以往被丢弃的未利用鱼，以及不留剩饭、物尽其用。需求的形态一旦改变，渔业的形态也会随之改变。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支撑不过度捕捞渔业的力量。

• 基于科学的TAC、MSY管理，可以使濒临崩溃的资源恢复
• MPA（海洋保护区）等"留住鱼类的空间"也能支撑资源
• 选择认证水产品(MSC/ASC)，食用应季鱼和未利用鱼
• 不剩饭剩菜——减少水产品的食物浪费也是间接的资源保护

总结——"不过度捕捞"才是最前沿的渔业

过度捕捞并非源于恶意，而是源于机制。人类对不属于任何人的海洋资源，凭借越来越强大的技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加以捕捞，结果一次又一次导致资源崩溃。无论是大西洋鳕鱼、北海道鲱鱼，还是秘鲁鳀鱼，未能在"尚可捕获"之时采取行动，都成为致命的一击。而且，许多已经崩溃的资源，即便停止捕捞，或许在我们有生之年也无法恢复原状。这份沉重，我们不应遗忘。

而且，过度捕捞的问题绝不会止步于一个物种。它会通过营养级联和体制转变，将整个生态系统重塑为另一种面貌，而一旦海洋发生切换，便很难轻易恢复原状。正因如此，在崩溃发生之前坚持"只捕捞增长部分"这一纪律——即MSY与捕捞配额——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2020年修订的《渔业法》，正是日本真正迈向这一世界标准的转折点。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无论捕捞管理得多么出色，只要海洋本身处于病态，鱼类就无法增加。海水温上升、缺氧水域的扩大、赤潮、栖息地的丧失——这些环境恶化因素，会与过度捕捞一同将资源逼向绝境。防止过度捕捞与保护环境，是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作为相关的海洋议题，一并阅读海洋贫氧化与赤潮与富营养化，也能让人看清守护海洋健康的整体图景。

"捕得多"曾是渔业实力的象征，这样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今后，基于科学"不过度捕捞"，才是最先进的渔业。这并非仅仅是渔民的工作。通过我们选择什么、食用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参与决定海洋的未来。今天餐桌上的这一道菜，决定着100年后这片海洋中是否仍有鱼在游弋——这样想来，"可持续地食用"鱼类，绝不是一件遥远的事。